MH370：巨痛谣言和幻象 家属被希望囚困的这三年

 　　在GQ报道组工作时，我曾接触了三十多位MH370乘客亲属。在过去的时间里，她和许多MH370航班乘客的家属一样拒绝相信亲人已经死去，并围绕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构建了全部生活。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MH370航班坠毁于南印度洋，有家属不能接受希望的陡然中止，一度爬上了丽都酒店的天台。

　　图：MH370资料图

　　在GQ报道组工作时，我曾接触了三十多位MH370乘客亲属。在漫长的等待和寻找中，痛苦缓慢地生酵并融进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瞬间，微茫的希望带给家属的，不仅是慰藉，更让他们陷入崩溃，甚至是彼此伤害。这是MH370失联事件里最为疼痛黑暗的部分。

　　这篇长报道记录了这一群希望的“囚徒”，但在当时因不可抗力未能刊出。3月8日是MH370航班失联三周年的日子，我们在这里将报道分享出来。三年了，家属们仍然还在寻找和等待。

　　又一次陷入绝境

　　希望遭到了严重威胁。63岁的胡秀芳整个晚上都在不停说话，她的声音尖细，语速很快，爆破式的发声会把一句话开头那个字咬得很重，听起来像是一连串喊叫。

　　在过去的时间里，她和许多MH370航班乘客的家属一样拒绝相信亲人已经死去，并围绕这一微弱的可能性构建了全部生活。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成为他们思考的逻辑终点，因此，2015年1月29日他们被冒犯了：马来西亚航空突然宣布MH370航班失事，并推定客机上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胡秀芳的儿子、儿媳和3岁的孙女都在飞机上。-7℃的夜里，这个身形孱弱的老人匆匆赶到北京郊外的顺义空港家属支持中心，打算迫使马来西亚人收回决定。

　　和她一同聚集的，是近100名惊恐的乘客家属，他们从远及邯郸、济南等地赶了过来。穿着橙色马甲的医护人员在会场后待命，手旁是一个大号的急救箱，上面贴着醒目的红十字标识。

　　主席台上并没有马来西亚人。替代他们的是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民航技术专家。“没有实物证据，为什么宣布机毁人亡?” “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自己不来沟通?”不等台上回答，家属们就提出下一个问题。连续的反问像是鼓槌，捶在家属们的心上。

　　41岁的姜辉坐在主席台前的第一排，梗着脖子，像在克制什么。他是这群人中隐形的领头者，母亲在最后一班MH370上。他问航空专家，搜寻已经过去328天，有什么条件支持宣布飞机失事。说到一半，工作人员插嘴进来，试图打断他，讲起一些类似“我们一直在做工作”的话。姜辉拉高了音量，那个平静的叙述仍在延伸。

　　“请闭上你的嘴!”姜辉抓着麦克风，对着台上一连喊了十多声，力气用完的最后两下，几乎是哭腔。那个叙述始终没有停下。

　　胡秀芳跟着话题，嘴上不停附和着，碰到好的提问时，人群里开始鼓掌，她也会举起手来。

　　台上的工作人员有些着急，他请家属们“饶过”，并保证，宣布飞机失事后，搜索仍将继续，只是空港物流园的家属支持中心会择机关闭。晚上十点多，工作人员们在混乱中离开了，留下心有不甘的家属，不知道做什么。他们干脆往会议室地上一躺，歪歪斜斜地睡下了。

　　类似的“希望保卫战”在过去一年里发生过多次。2014年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MH370航班坠毁于南印度洋，有家属不能接受希望的陡然中止，一度爬上了丽都酒店的天台。家属们同样不接受没有切实证据的结论，他们在对纳吉布的反驳中重建了希望。

　　那段时间的夜里，26岁的王冠一站在酒店走廊里，就能听到呜咽的声音。看着满地的烟头，想到飞机上母亲的处境，他坐在床上猛捶几下，然后看着手不停地抖动。

　　“这希望是痛的。” 抽了一口气，他回忆说。

　　仍在南印度洋面进行的搜寻工作，还未发现失联飞机的任何痕迹。这一事实让许多家属抱定——要说人不在了，就给证据，哪怕是一小片残骸;没找到，或许人还在。

　　从2014年12月开始，我接触了30余位心存希望的乘客亲属，他们的诉说让我常有置身深渊的感受。我开始重新思考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不同于其它许多灾难，这是一道不停被拉长的创口。

　　希望赠予安慰，也带来阵痛。飞机失事的消息宣布后，60岁的李校辉在家中猝死。当天，他通过电视直播了解到儿子已经被认定遇难。

　　我总是惊心地回忆起1月29日那个寒冷夜晚家属们的愤怒、咒骂和惊恐。沟通会快要结束时，胡秀芳不再开口，整理一下衣服后，离开了自己的座位。

　　戴着银色耳环，她平静地从我面前走过，很快出了门口。

　　权义 | 图　 MH370家属们举办的祈福仪式

　　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2014年12月里一个周五，距离飞机失事8个月时间，在顺义空港的家属支持中心外，我第一次见到胡秀芳。天冷飕飕的，家属们刚刚参加完沟通会，许多人面色蜡黄，眼睛哭红了。胡秀芳穿着黑色长款羽绒服，站在枯色的花坛边，有点无动于衷的样子。

　　她画了妆，脸颊上的白色有些油腻，眉和眼都勾描过。

　　在她脸上并不能看见“希望”的痕迹。她把亲人还可能在世当做一个铁定的事实埋在了生活里。

　　我走到跟前，打了声招呼，她支吾了一句“我还有事儿”，就颤巍着出了院子。像是受到惊扰，逃走了。后来她跟亲近的人解释，不接触记者，是因为她担心飞机上的儿子回来后，会被有关部门找麻烦。

　　胡秀芳极少同邻居来往，大部分时间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2013年丈夫去世后，孩子成了她生活的中心。消失的飞机掏空了她所有能量。她只能凭借记忆去拼凑生活。几个月来，她每天都满怀希望地为亲人们归来做准备。

　　胡秀芳的一天通常是从凌晨四五点钟醒来后开始。摸索到手机后，她把编辑好的祷告发出：保佑亲人平安归来。在家属的微信群里，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发言。

　　起身穿衣，洗漱完毕，胡秀芳开始擦洗地板，在桌上的果盘里放上香蕉和苹果，尽管她很少吃这些。她给孙女心心的童车盖上条布，靠房门放好，出门时拿起来会方便。冰箱里预备好儿子爱吃的酱猪耳朵、牛肉。儿媳晓蕾的碎花床单被褥叠放整齐后，被她捋得没有一个褶皱。

　　婆媳俩为了家里管钱的事情，先前曾吵架动手过。如今想来，这些过节无关紧要，她不会因为自己的气量，影响亲人回家的大事。在这朝阳区青年路上的两居室里，胡秀芳有着自己的脾性和拿捏。

　　光线从屋中退回窗台，家里的摆设就会变得秩序井然，布娃娃按照大小个头依次摆放，各色的沙发靠枕也次第安置好。爱美的她还会在家中摆上几束颜色艳丽的塑料花，增添些温馨的氛围。忙完后，她端坐在沙发边缘，不出声响，时而望一望房门。

　　“那种感觉，就像她仍然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戴淑琴感到同病相怜，她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飞机上。戴淑琴常在晚上接到胡秀芳的电话，听她不知疲倦地讲起白日里准备的细节和她的希望，直到两人都睡意沉沉。

　　家里备足了菜肉米面，但胡秀芳平日里并不下厨做饭。当碗筷摆上桌子的时候，那些空位置的气场开始显现，忙碌家务中产生的一点幻觉会顿时丧失。

　　相形之下，她的亲家高显英令不少人羡慕——据说她能看到被飞机带走的亲人们。

　　高显英的特殊本领是在飞机失联两个月后获得的。每天睡觉前，她总是将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的照片放在床头，一张张盯着看，一直看到泪眼婆娑。有一天，入睡后，他们真的走进梦里。

　　“很鲜明，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高显英一边说，一边努力搜集着脑中的画面：在一条栽种冬青树的路上，女儿低头玩手机，女婿背着包在走，只有外孙女一蹦一跳的。她哭着喊，三个人都不回应。

　　第二天，高显英迫不及待地去女儿女婿的小区里找，果然找到了冬青树。于是，同样的镜头一次次进入她的梦里。不久后，她白天也能看到梦里的画面：站在小区院子里，女儿女婿在相视说笑，有时候，猛一回头，她听到外孙女在远处喊“姥姥，姥姥”。

　　那一天，她急切地穿过人群，找到那个发出声音的小女孩，伸出手去抚摸她柔软的头发。刚触到，高显英的眼泪就下来了——这不是她的外孙女。她把这一次唐突的举动归结为“北京小孩子叫‘姥姥’都是差不多的音调”。她自己是从安徽来的，分辨不出，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眼前的画面那么清晰真实。

　　2015年新年后的一天，我去通州区临河里拜访高显英。她的讲述充满了奇异和兴奋。抱着找回女儿一家的希望，她和丈夫在北京租了房子，客厅里的茶几上凌乱地堆着袋装食品，晾衣架上的衣服也裹成了一团，她靠在沙发里，显得有些虚弱。

　　持续了几个月的幻觉最终得到了冷冰冰的科学解释，四个月前，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给她做出了诊断：极重的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兼有严重的幻听幻视。医生给她开了帮助安眠镇定的药物。不过，高显英并不为积累的疾患感到困扰，她拒绝了医生们提出的住院建议。

　　闲聊的间隙，她突然有些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吗?那些药我都没吃，我怕吃完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权义 | 图　 胡秀芳在家里整理孙女的玩具

　　所有理性和逻辑都失效了

　　谁也说不清这种希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姜辉是一个靠逻辑和理性的商业嗅觉生活的人，他出生在干部家庭，自视颇高，受不来气。北京房价刚刚飙升的时候，他开始买房投资，之后又入手基金，赚下了“够后半辈子花的钱”。在服务了近二十年的公司里，他已经连续好几年拿到了部门第一的业绩。

　　他喜欢谈论理论和数据。不过茶余饭后，他隐隐有些中年人的迷茫。飞机带着母亲消失后，优游岁月的他猝不及防地跌入漩涡。

　　姜辉心里本来存了一点侥幸。MH370的乘客名单上有母亲姜翠云的名字，年龄却对不上，母亲3月21日生日满71岁，名单上写的却是62岁。他想，“姜翠云”这个名字很普通，重名的可能性大。他拜托外交部的朋友查了护照资料，朋友打来电话，接通后，他下意识地吐了两个字“等等”，顿了一下，说了句“发短信”。

　　信息证实，飞机上的“姜翠云”就是母亲。

　　“像是我亲手把母亲摁在了那架飞机的座椅上。”姜辉说，马来西亚工作人员的这个疏忽近于残忍。

　　姜辉就这个错误跟工作人员提了好几次，希望改过来。结果，到5月份，乘客资料上的年龄还是错的。改不掉的年龄错误，让他有种被作弄的感受。

　　我们约在一间咖啡馆见面，姜辉一进门就脱下外套，摸打火机点手上的烟。他的语气始终保持着和缓的节奏，在我们谈起母子往事时，这种和缓也没打破。他不擅长举例，说自己是理工科出身，感性不丰富。

　　失联事件刚发生时，姜辉曾有两个星期不眠不休地盯着电视看新闻。之后，他觉得行动起来比枯坐着等要好，就关掉了电视，挂了个“福”字在上面。

　　3月18日，家属委员会正式成立，分设技术、媒体等小组，代表家属与马来西亚方面沟通，追问飞机的下落。应酬能力还不错的姜辉被分到了“办公室”组，负责安排会务。

　　通讯专业的背景，被姜辉用来分析手头获得的各种数据，碰到难题时，他和家属们会上微博求助网友。分析审验完的问题，会被他在沟通会上抛给马来西亚工作人员：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给出的卫星握手信息的原始数据在哪儿?飞机上的4个ELT(Emergency Locator Transmitter，向卫星发送地点信号的传送器)， 1个可以人为关掉，另外3个不能，是这样的么?

　　私下里，姜辉并不否认“飞机终结于南印度洋”这个结论。他根据多普勒效应验算过：飞机发出最后信号的时候，正位于澳大利亚珀斯以西大约1600公里的海域，根据一小时一次信号的频率，飞机能飞行的距离有限，半径以内都是海水。

　　但在这件事上，所有这些数据和计算都失效了。

　　“说人是死是活，我都不会相信，除非给我证据。”姜辉对数据公布的迟缓感到不满，进而质疑数据的完整真实程度。实际上，家属获得的数据是极其有限的。沟通会上并不会总是有新信息发布，推诿、拖延的客套话占了越来越多的时间。

　　这样的时候，姜辉会想起那个母亲年龄的错误，心里积累着被愚弄的滋味。 2003年买第一套房子时，开发商曾糊弄业主拖拉交房期限，业主们唯唯诺诺之际，他却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上了法庭。而现在面临的问题，要比买房复杂多了。他暗自勉励自己，获取真相是一个细碎漫长的事情，得有旷日持久的耐心。他希望自己是一个远征的战士。

　　后来，有人再提议去大使馆抗议，姜辉会提醒大家掌握正确的时机和方法。家属们跟工作人员怒声相向，他却同工作人员一直保持着礼节性的友好。

　　有天晚上，家属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酒店的房间里商量事情，一位年老的家属走进来，对着大家鞠了一躬。“我不大会说话，就表达个感谢。”姜辉看到老人身体俯得特别低，心里一阵难受。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到飞机带着母亲消失后的种种遭遇，姜辉的喉咙里哽了一口气。他有个强烈的愿望——要是能把MH370这个事情弄明白了，这一辈子也就没有白过。

　　网络图 | 姜辉在看MH370搜救的消息

　　大师与神佛带来了安慰

　　胡秀芳已经习惯每周一、三、五定时去家属支持中心，马来西亚方面会安排工作人员在每周这三天接待家属。从家中前往家属支持中心，坐675路转915路，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她得早上10点就出发，到站后，买一个十二三元的简便盒饭，到中午一点半左右，沟通会开始。

　　“像是做礼拜，去了，心里便得到安慰。”戴淑琴说，胡秀芳每周一、三、五去空港，一年里，一天都没落下过。

　　另一位家属张美玲在开始的时候不怎么去空港，她担心曝光太多，对在飞机上的女儿女婿不好。

　　张美玲的独生女儿白小莫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又到加拿大留学、工作。在一段童话般的恋情后，嫁给了加拿大籍印度人Muktesh Mukherjee——一个印度政治豪门家庭的次子。

　　婚后，这个跨国家庭先后迎来了两个混血儿子的出生。2008年11月，夫妇俩带着孩子从美国回到了中国。Muktesh Mukherjee工作的地方在北京的最高点——国贸三期，住所则定在了国贸附近的新城国际公寓。在那里，张美玲也有自己的专属房间。

　　回想起之前，张美玲会陷入歇斯底里的焦虑之中。“我有时候想挠自己，狠狠地挠，发泄一下。” 说话间，她做了一个咬牙抱臂的动作，脸上的皱纹瞬间纠缠在了一起。

　　像上班打卡一样，张美玲每天都会拨打马来西亚、空港支持中心和外交部的三部服务家属的电话，跟接线员聊天。她自己的描述是：“如同祥林嫂一样的神经病，周末憋两天，就等着周一时钟转到9点，拿起电话。”电话那头的只言片语甚至接线员语气，对张美玲来说都是希望的影子，影响着她的情绪。

　　现在，张美玲住在北京东南二环的一处回迁房小区。家里的装修简洁明丽，墙上拼贴挂着的9幅合影，记录着女儿女婿和外孙们的开心瞬间。午后阳光透过落地窗照进客厅，照片的色彩也会明亮起来。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我前去采访，还没待坐定，张美玲便开口问：“你怎么看马航这个事情?”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充满了危险，便回答说希望结果是好的。张美玲听完，笑着对我说道，早上打电话时，那头的工作人员跟她讲了，人很快就会回来。

　　电话里的“安慰”，刚好验证了她前一阵请“大师”算命的结果。APEC会议前，张美玲打听到有个“大师”算命特别准，“是给中央首长算出行凶吉的”，于是找到他，递上女儿女婿的生辰八字，“问是死是活”。“大师”沉吟片刻告诉她，所问之人生命征兆特别明显，让她放心，人在年底就会回家。

　　她的丈夫并不信这些。飞机出事后，丈夫就丧失了言语，瘦骨嶙峋的身体套着宽松的衣衫，整日坐在家里，看着自己的手发呆。这并不影响张美玲的虔诚，每逢初一十五，张美玲会去白云观敬香，如果去不成，也在家里斋戒，做些白菜豆腐白饭斋饭。

　　雷磊 | 图　 张美玲的丈夫，在失去女儿后经常一个人发呆

　　求助于占卜、算命和祷告的并不只是张美玲。在家属中流传的亲人归期，从3月底、清明、国庆，一直变换到元旦、春节。配合“劫机”、“美国捣鬼”、“国际间谍”等这些“阴谋论”，这些“卦相”特别容易入耳入心，支撑起心里的希望。

　　高显英在去空港要人的间隙也请人算过命，算的结果都挺符合她的心意。只是，她从不去抽签。我好奇地问她为什么。她说，签筒里也有不好的签。

　　高显英更相信自己和亲人的感应。她一再说起二十年前在文摘杂志上看到的一则故事：某地发生矿难，母亲一直在井口呼唤儿子的名字。后来，她的儿子作为唯一的幸存者获救后，告诉周围的人，生命弥留之际，心里想着母亲在呼喊自己，就吃棉絮、饮脏水，坚持活了下来。

　　“亲人血浓于水，是有心电感应的。”失联那天夜里，高显英睡得很安稳，这是她一直以来抱有希望依据之一。清晨日暮，她也开始呼唤亲人的名字——睡前跟女儿说，睡觉了;醒来后，跟外孙女打招呼，早上好啊。

　　6月22日是外孙女心心的三周岁生日，亲家胡秀芳把高显英夫妇约到了家里，遥祝庆生。桌上摆着蛋糕，儿子、媳妇、孙女的座位前都放了碗筷，杯子里还倒了儿子喜欢喝的红酒。唱完生日歌，老人们便开始呼唤亲人的名字。

　　“宝贝心心，你快回来。”

　　赔偿问题的两难

　　紧抱着希望的人们会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2014年5月的一天，远在外地的家属拖家带口来到北京，超过100人汇聚在家属支持中心，并同马来西亚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相持到晚上。外地家属没法回家，打算在支持中心的会议室里铺凉席将就一晚。工作人员开始不同意，考虑到外地家属的实际困难后，也显得模棱两可。

　　家属们在准备铺床时，警察来了，带走了16位家属，多数是老人，还有两三岁的孩子。在这之前，姜辉被戴淑琴推了出来，说让他回家照看孩子。

　　深夜里，姜辉开着车往派出所里送吃的喝的，看着眼前晚归的车流，心里一阵沉重。

　　姜辉回忆说，这件事后，外地家属来北京的就少了。人分散在了各地。回想起先前家属委员会的经验，姜辉觉得找到飞机失联的真相，联络家属形成合力是最重要的。

　　回公司上班后，他每周五都会开车去家属支持中心，顺道接上住得不远的戴淑琴、叶伦等几位老人。沟通会结束，家属们会约约饭局，年轻一点的也去KTV唱一唱歌。只是，点歌的时候总会尴尬，比如，姜辉在的时候，就不点“母亲”的歌。

　　但过于脆弱的希望让人们变得易怒。与他们交流的过程里，最敏感的问题是赔偿。是否接受赔偿，成为希望是否真诚的重要检验。

　　在索赔律师选择的问题上，家属一直处于分化中。家属被劝离丽都酒店的第二天，马来西亚航空公司推出了“5万美元先期赔付”的计划。关于两个选择的争论，在家属群中持续了近十个月。

　　“老乔”是第一个同意领取5万美元先期赔的人。他选择了中国律师团代理，并常跟家属们推荐中国律师团，理由是：通过谈判了结，使事情平静下来，对大家有好处。他也曾对外说起，对找回亲人已经不抱希望。

　　因大多在行政或事业单位任职，选择中国律师团的“老乔”、姜鸣等人，被认为是帮助政府维稳。不少家属觉得，这5万美金是亲人的买命钱，拿了，就意味着接受现状。亲人归来的希望，第一次受到来自家属内部，甚至是来自内心的威胁。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在2014年6月12日曾发布信息说，“有40名中国乘客家属同意接受”先期赔付。姜辉在一名乘客一名家属的投票群里进行了统计，乘客总计154名，未领取也不准备领取的有137人的家属。

　　姜辉倾向于选择国外律师。他和其他家属通过比较多家国外律所发现，与中国律师团的谈判方法不同，外国律所会以起诉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和零件制造商为策略，去调查证据，获取真相。

　　济南的乘客家属文万成则另辟蹊径，选择了代理过韩亚空难、伊春空难的张起淮律师。他的诉讼策略代表了许多老人的想法：通过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索赔乘客和家属在飞机失联期间的损失，给马来西亚方面施压，进而了解亲人的下落。

　　有的家属苦笑着对我说，因为律师的选择，家属们一夜间进入了“三国时代”。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辩护，斥责选择不同的人“居心叵测”。是不是为了亲人回来打算，成了一条最不能置疑的标准。

　　律师选择问题的讨论蔓延，还在家属微信群里引发了一场“比惨”大会。不少老人诉说儿女失踪后的辛酸——他们同时说，这种痛苦是那些“媳妇”或“女婿”不能比的。老人们担心，赔偿的最大收益主体是配偶，配偶“没有血缘”，或许只顾钱不顾人。

　　张静是乘客赵朋的妻子。抱着找人的希望，她和公婆一致地拒绝了先期赔付。之后，一笔来自保险公司5万元赔付却让这种信任出现裂痕。公婆怀疑，她拿了取钱的身份证、结婚证，是想独吞这笔赔偿。赵静则解释说，她是想领回钱，再分给公婆。

　　保险公司赔给她家的那笔钱，至今也没人去领。家庭关系紧张后，张静带着两岁的儿子皓皓回了娘家。公婆想看孙子，也只能等到外婆抱着皓皓赶集时，远远地看一眼。

　　“我怕他们把孩子抱走。”张静对外说，她担心公婆拿孩子作为要钱的筹码。

　　2014年11月底，家属姜鸣在微信群中旧事重提，呼吁大家接受5万美元的先期赔付。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有些家属生活困难，领取这笔钱却会面临道德指责，他们正在陷入窘境。微信群内，家属们一时间不置可否，有人认为“这是个人选择不要强求”。姜鸣争辩说，领取先期赔付也是出于“善待他人”的目的。她以自己举例，父亲在飞机上，但她选择了领取这笔钱。

　　那段时间，胡秀芳正在为孙女心心上学的事情奔波，她细心地考虑到，孙女回来差不多该上幼儿园了。一连多天，找了三四家幼儿园都没谈下来，她心里有些沮丧。看到姜鸣劝大家领先期赔付，想着家里三口人在飞机上——她的希望受到了威胁。

　　“认钱不认人，飞机上是你的义父，所以你才着急领这五万美金。”胡秀芳怒不可遏。听到“义父”这句，姜鸣几乎崩溃。

　　心里的黑色正渗透到脸上

　　胡秀芳“反击”姜鸣时，文万成也在一旁帮腔，他并不针对什么，只是言语有些戏虐的煽动。

　　文万成的口头禅是“我有证据”。飞机失联后，参加沟通会、游行抗议、会见官员或者接受采访，他手中始终握着一个录音笔大小的摄像机。早年，他曾是一名特务兵，搞过情报工作。飞机失联后，他一度相信这背后有政治阴谋，“把飞机藏起来这样的高科技，只有美国能玩转”。

　　回到济南家中，文万成就窝在自己的工作间里。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子和各种文件资料堆积在办公桌上，硬盘、扩音器、偷拍器、转换线头和放大镜，像是糅在一起，乱糟糟的。他坐在电脑前，查阅资料，熟练地截取图像留证，直到深夜。一年下来，硬盘里积累的失联事件资料已经超过2000G。

　　文万成的独子在飞机上，留下一双儿女。回到家中，他会双手拖着小孙子挥舞，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莫回头”的曲子，慷慨激昂，眼睛却是红的。

　　选择律师时，他数次将张起淮撰写的文章分享到家属微信群里，像是贩卖广告帖一样。还将律师拉进了只有家属参与的微信群，结果被家属踢了出来。姜辉倾向于选择国外律师，文万成私下讥讽他是“汉奸”。结果，姜辉和其他选择国外律师的家属同张起淮律师暗中较量，相互挑对方的不足。

　　在我和他的交谈快要结束时，文万成狡黠地笑了笑说，让家属和律师有矛盾，等于是拉来很多双眼睛盯着律师工作，律师也会被激发出积极性。这个道理，和他在微信群中乐见家属争吵是一样的，吵完了，心就会不甘，就会继续上路去寻找亲人。

　　家属发生矛盾时，姜辉会站出来劝架。在文万成看来，这种冷静理性近似于软弱。到后来，他觉得姜辉也逐渐有了变化。之前，家属们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抗议，姜辉建议他去马路上搭帐篷睡，营造一种“持久消耗”的样子。文万成没有理会。

　　有一次，我和姜辉聊起我所从事的媒体业，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家属跟媒体诉说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每一次讲述都是提醒，会保持家属的“战斗性”。

　　姜辉在同马来西亚工作人员争论的时候，说话太急，会陡然卡住，站在旁边的刘婉伊会给他一些提示。刘婉伊觉得姜辉在一步步变得焦虑，提问时，他不再问“为什么”，而是二选一的“你只用回答是或不是”。提问的开头，他也常加上一句“你不要跟我说一堆废话”。

　　2014年5月，马来西亚官方发布了5页篇幅的失联航班的初期报告，姜辉提出请马来西亚方面将英文版本的报告翻译成中文。结果，一连提了数月，杳无音讯。

　　一日日地度过，夏去冬来。家属们提出公布完整的卫星数据，查看失联当晚空管和军方雷达监控人员值班录像、货物的原始清单以及乘客登机录像等诉求，也都没有得到回音。

　　“为什么不能看，还不是心里有鬼。”循着这样的想法，“阴谋论”在家属中一直流行。

　　沟通会陷入沉闷的过场。家属们只能在那里哭泣，或者彼此诉说。刘婉伊说，支持中心应该改名叫“家属互相安慰中心”。沟通会上，官员们拿着文件念上半个小时，不紧不慢的样子，也让戴淑琴看着心里难受。她是个急性子，碰到冲突的场合，就会开口骂人，“臭不要脸”、“孙子”什么的，声音越来越大。

　　像戴淑琴一样，很多家属在漫长的等待里患上了躁郁症。除此之外，不停的哭泣也使得干眼症也在家属中十分普遍。乘客王春勇的父亲左眼动脉出血，发现时已经失明。

　　姜辉的耐性也在崩解。在一次沟通会上，姜辉和马来西亚方面的工作人员争执不下，碰到临时有事需要离开。临走前，他瞪着眼叮嘱身边的家属：要磨他们，去问他们的眼睛为什么是红的，问他们的茶杯为什么不换水。

　　现在41岁的姜辉，比一年前看起来老多了，利刺一样白发从两鬓滋出，关节里生出锋利的结晶，让他疼得睡不着觉。原本有些娃娃像的脸上，密集的老人斑开始出现，有时候我看着他，会觉得那些心里的黑色正从脸上渗透出来。

　　权义 | 图 姜辉的近照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在张美玲的国际家庭里，女儿白小莫是连接中国印度两个家庭的纽带，也是家人间交流的翻译。飞机消失后，家庭里的“国际沟通”就成了问题。将自己变成“纽带”，把家人重新聚合起来，成了张美玲新的希望。

　　2014年10月里，外语零基础的她花掉两万多块钱，定下了一家双井桥附近的英语培训机构，正式成为英语速成班里的一名学员。

　　学英语的压力直接来自于两个外孙。飞机失联后一个月，外孙Peter和mike就被爷爷奶奶包机接到了印度孟买。之后，外婆和外孙们的交流就只限于周六或者周日中午15到20分钟的视频电话。

　　“听不听话?”“学习怎么样?”“学中文了没有?”看到孩子，北京的外婆总是固定的三问。大外孙Peter会用断续的中文回答她，学了。张美玲着急地发现，外孙们在英语的环境里生活，中文水平退化得很厉害。

　　“你想姥姥了么?”张美玲问小外孙mike。

　　“啊?”屏幕上mike满脸疑惑，显然他听不懂外婆说什么。peter赶紧把中文翻译给弟弟听。

　　外孙变成了“外国人”，让外婆张美玲感到后怕。进行着72个课时的同时，她还专门买了《新概念》和《大学听力》作为辅导教材。61岁的她像大学生备战四六级一样，点灯熬油，捧着单词语法书朗读背诵。单词记得差不多了，又开始做组词造句方面的练习。

　　元旦后，她启程前往迪拜，在那里和外孙会面。这是外婆张美玲的考试。

　　张美玲聊起那次会面时，不愿回顾细节。她有些抱怨自己，赶了上万公里的路，只能听懂一些外孙的话，却什么都说不出口。“年纪大了，总是记不住。”她决心后面一段的学习重点，要转到读说上来。

　　于嘉在丈夫失去联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跟车较劲。以前，夫妻俩在一个公司，每天早出晚归，都是丈夫开车，她只需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选自己喜欢听的歌就可以了。来来回回六年，于嘉也没记住去公司的路。回到公司上班后，她把丈夫的车钥匙拿了过来。

　　新手上路后不久，她就跟别人的车蹭了。对方下车来，摆出阵势质问道：“你怎么开车的”。

　　“以前都是我老公开车的……”

　　“你老公人呢……”

　　于嘉“哇”就哭了。没有力气同对方争什么，她认了全责。

　　先前，从郊区的家去空港，30分钟路程，于嘉照着导航要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现在，她不用导航也能按时到达。

　　如同车技的长进，三岁儿子对父亲的去向有了更多的疑问。此前，她一直用“加班”、“放假”、“出差了”哄着，现在儿子已经会追问，“为什么”。

　　年底的一个周五，姜辉开车带着戴淑琴往空港的方向走，顺道去接腿脚不便利的叶伦。叶伦比较胖，在接他前，姜辉会先给车轮打点气。叶伦揶揄道，接我就打气，我往后可怎么做人。一群人被逗得哈哈大笑。

　　戴淑琴也被家属们笑话，说跑空港这几个月不简单，老了老了，还学了一门骂人的手艺。

　　家属们私下里聚会时，彼此间会不停地挤兑、开玩笑，像是卯足了劲头要开心起来。多数的玩笑都会在“你这人怎么这么马来西亚啊”和“你才马来西亚呢”的段落结束，留下一些空白的笑意。

　　权义 | 图　MH370家属们在一起聚餐

　　时间过去一年，家属这个群体也让戴淑琴有了归属感。丈夫早亡，平日里女儿女婿都忙着上班，她一个人住在三元桥的单元楼里，没事儿了，就蒸些糕点带给其他家属。姜辉、徐京红家需要人带孩子，她也会去帮衬着。

　　戴淑琴信赖诚恳踏实的人。看到姜辉和其他家属们为寻找真相而努力，她会从自己心理上认定他们是“哥哥”。这么想着，她会真的对着开车的姜辉叫几声“辉哥”。算起来，姜辉刚好比她小了20岁。

　　车开到空港，她跟姜辉说：“等亲人回来，我们这群人也不能散，也是一家人。”这种表述在心怀希望的家属群体中，是一种“政治正确”。

　　新年前的一天，家属汇聚到姜辉在雍和宫附近的家中，准备一起包顿饺子。亲人离开近一年的时间里，家属们很少这样一起团聚过。

　　电视里正播放着亚洲航空QZ8501客机空难的消息，这架飞机在宣布失联后，最后被发现坠毁在印尼海域。“有消息说这架飞机是通过乘客手机定位找到的，为什么当时MH370不能用这个方法呢?”大家一阵嘀咕。

　　厨房里，戴淑琴和几位女性家属忙着和面，洗菜，面食是戴淑琴的拿手活儿。胡秀芳也在人群里，忙着切茴香做馅儿，端着碗碟进进出出。她看上去气色不错，比之前还白胖了些，这一年，她添了近二十斤的体重。

　　下午五点左右，饺子开锅了。家属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开始吃饭，胡秀芳脸上带着笑意，左右看看，像是奶奶坐在家宴中。

　　姜辉提议大家一起干一杯。她也赶紧端起杯子伸手向前。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杯子碰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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