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星:我把一家人都连累了 但要就这么死了也太不孝
见到冀中星的时候,他父亲冀太荣刚载着他从医院回家。冀中星鼻梁很高,眼窝深邃,逢人便笑,笑容还很阳光,如果不看他的身体,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人。
他父亲是在前一天上午接到监狱通知的,说他儿子今天出狱了,让他去乡里接,他没找着车,对方把冀中星送回到了村里。
冀家看上去比当年更困窘。首都爆炸案后,律师刘晓原曾去过他家,形容起来是家徒四壁,“一间陈旧的砖瓦房,旁边是一间铁皮活动房,我在铁皮房里呆了一会儿,上衣已湿透。”
铁皮活动房还在,门对面是个斑驳的木床,因为儿子回来,冀太荣在旁边支起一个木架子,覆上一层纸板,遮住了两个大窟窿,算是他自己的床。两张床靠得很近,冀太荣说,“睡旁边方便照看他。”
那间灰扑扑的瓦房彻底不能住了,屋顶破了几个洞,一下雨就直往下漏。如今里面摆满了废弃的杂物,靠着门边的泡菜坛子是冀太荣走到这间房的唯一理由,他每天上这夹上一些咸菜,就着馒头吃。屋子里贴着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笑得喜气洋洋,背景是天安门广场,“一直想去天安门拍真的,这张是在背景墙照的”,冀太荣不好意思地说。
1
冀庄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富春乡,“冀”是村子里的大姓,冀家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守着家里的田地。
冀中星是冀家的老二,他没读完初中,和哥哥一样,很早开始四处打工,辗转了几个地方,最后才去了广东东莞。回忆起去东莞的原因,是因为一个老乡在那边。那年他刚23岁,现在想起来,去广东是他做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如果不到那边,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起初他在一家五金厂干活,后来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做了半年,一次体检查出他有乙肝,单位把他辞退了。他用手里的积蓄买了一辆“摩的”,在街上拉乘客挣钱。如果他能选择的话,他还是愿意当保安,“毕竟稳定一些。”
冀中星已经不愿意回忆以前的日子,每次想起都只能更加映衬如今的无望。他更不敢想,如果一切没发生,他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可能也不会有多么了不起的人生,但应该是开心的,至少也是健康的,就像他前26年的生活那样,“没有太多想法,但每天是无忧无虑的。”
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开上“摩的”也才两三个月,“那天是2005年6月29日,凌晨2点左右,也可能是3点多,我已经记不太清了。”
据他后来的律师刘晓原说,当时他在珊瑚大酒店门口接到一名叫龚涛的厨师,在去往厚街新塘的途中,冀中星发现有一辆警车跟踪,他当时心里有些害怕,担心被查营运执照。
当他继续行驶到新塘村治安队时,有七八个治安队员拿着钢管挡在路口,在他准备停车时,一个治安员举着钢管对着他脸横打过来,把他和龚涛从车上打了下来。等他再次醒来时候,已经躺在厚街医院的急诊科。
后来龚涛告诉他,他倒地以后,七八个治安员举着钢管和钢筋朝他的腿部、脚部和腰部猛打,直到警车赶到,发现他已经昏死过去,才赶紧把他送到厚街医院。他在医院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还听到有人说,“不要给他治疗。”
老乡帮忙通知了他哥哥,冀中星在医院里等了几天,他哥哥带着钱过来给他做了手术。最终医院诊断,这次殴打致冀中星身体多处重伤,尤其是腰1椎体暴裂性骨折导致完全性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当时他还有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半年,是个贵州姑娘,守了他一个星期后,自然也离开了。
当时他的家人相信,如果肇事方能够出来承担医药费,别的不说,至少他断掉的脊梁骨可以接上。冀家拿不出钱,冀中星只在医院住了27天,被哥哥送回了老家。
这个案子受理后,乘客龚涛指证了新塘治安员暴力殴打冀中星;厚街警方则认为,冀中星是在拒绝被查车的情况下,骑车不慎摔倒受伤,只以交通肇事立案。
2
那年冀中星26岁,他躺在床上的另一段人生才刚开始。
父亲冀太荣现在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心绪难平,“那么年轻的一个孩子,活蹦乱跳的,猛然间倒了,不能动了,能不急吗?你想想如果是你,能急成啥样?”
冀太荣从此每天寸步不离地照顾儿子。冀中星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每次大小便都要用手帮他解决。“那八九年再也没出过门,孩子不能动啊,我地也不种了,从早到晚守着他。”
一向温和的冀中星脾气变得有些糟糕,常常会埋怨父亲做的饭难吃,或者没有人帮他洗澡。冀太荣尽量宽慰着他,他能够和儿子感同身受,“就这么一点说法也没有,这事儿搁谁身上能不气愤,多好的人他能不气愤?”
回想起去机场的举动,冀中星说自己实在是没办法了,“我一直都通过正当途径解决,但他们一直在说谎,逼得我走了极端。”
据刘晓原律师资料显示,冀中星在2007年期间到过北京,向相关部门投诉。当时他的人身侵权赔偿官司正在东莞的法院进行。有关部门答复称,案件正在法院,不属于他们管。
不忍看到冀中星每天沉浸在伤痛中,父亲和哥哥攒钱给他买了一台电脑,这台电脑几乎成为他之后全部的生活。冀太荣回忆起那段时间,儿子每天都沉浸在网上的世界,每天都是玩电脑玩到睡前,醒来后的第一件事也是打开电脑,有时候他晚上他去拉灯时,儿子已经抱着电脑睡着了。
冀中星被拘留以后,刘晓原到朝阳区看守所见过他,他说自己以前在家时,会上网看新闻、看电视剧,还在网上学唱歌学了三年。“虽然他自己说,唱得不咋地,但说到这个地方,他会声地笑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在家上网的日子,冀中星说,他起码能看看新闻,知道点外面的事,心情能好一点,“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心更是平静不下来。”
爆炸案发生后,冀中星的电脑被查收,他还曾托老乡去把它要回来,“说是已经被砸碎了,拿回来也没用了。
后来许多记者还发现了他的空间和博客,他留下的最后一篇博客是《生无可恋》,里面最后一句话是,“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冀大荣完全没有预料到儿子会去北京。后来回想起来,儿子离家的前一晚,的确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那天夜里,儿子让他把家里的粮食收起来,他没当回事,但冀中星突然发起火来,“要是下雨了怎么办?要是我不在家怎么办?”
但冀太荣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走,他连儿子制作炸药都没发现。后来警方查明,爆炸物是一种名为“二踢脚”的鞭炮药粉,是冀家春节的时候买的,冀中星剥了8个,把里面的药粉用纸包在一起。
回想起当时到了北京,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机场前大厅,“我也没个什么目标,只想着把声音宣传出去就行了”。爆炸发生前,他散发着自己的资料,也多次让人躲开,喊着“不要过来,我有炸弹。”
但最终他在把炸药从右手导到左手的过程中,突然就爆炸了。这枚“土炸弹”没有太大的威力,一名警察轻微擦伤,但冀中星自己受伤惨重,左手腕向上5厘米被截肢。
2013年10月15日,冀中星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以爆炸罪判刑六年。
3
因为身体情况特殊,冀中星一直待在监狱病房。刚进去的时候,还会回想起以前,后来也就麻木了,因为身体越来越差,他一度以为自己会死在里面,“我都没想过能活着出来。”
“如果出不去,也是命该如此”,他平淡地说。
病房里的人都各有各的伤患,他对床是个得了脑溢血的人。有时监狱会来新人,有的进来前遭遇很惨,“别人听到都要流泪了,我看到却觉得很平常”,他顿一顿说,“也许我受的伤太大了。”
进监狱以前,他也不爱打游戏,唯一的爱好就是听歌,最喜欢的歌手是刘若英。进去以后,“隔着墙,有时候能听到歌。但也没什么意思了。”
有时候他会让同房帮他找些书来看,官场类型的他不太爱看,最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书他都看过,最喜欢的一部是《天龙八部》,“我喜欢乔峰,他毕竟是个英雄人物,咱比不上人家,但不代表咱不崇拜着他。”
他也看《红楼梦》,但对他来说有点艰涩,“我一直想找到简洁版的,但没有找到。张爱玲有本写红楼的,我把那个看完了。”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时刻,就是每次父亲去看他。他平时完全不能出屋,时间长了,心里觉得闷闷的。只有父亲来的时候,他们会把他抬到担架上放到接见室,“那个路上我能透透气,稍微心情能松一点。”
以前冀太荣每一两个月会去看他一次,后来自己生了病,身体经不起奔波,去的时间就少了一点,“去年一年也就去了两次,再者去一趟得花上一百五六,我也想每个月去看看他,可去不起啊。”
4
“出狱”,冀中星想了想说,“应该算是种希望吧,我也想过以后的日子,但权利都掌握在别人手上。”
再次回到家里,冀中星形容不出自己的心情,他谈不上心情好不好,也谈不上激动,“心里反正很平淡,没什么喜悦感。”
“我也没有什么收入来源。我好不容易出来,但回来住都没地儿住,我父亲那么大岁数了,自己生病了还要照顾我。”
冀太荣早有预料,如今照料儿子会很困难,“孩子回来了我可欢迎了,但我连自己命都保不住了,怎么照顾他。我不敢说啊,我怕孩子想,自己坐那么几年监狱,爹不让他上家来,孩子要生气。”
冀太荣今年67岁,腿脚大不如前,已经抱不动儿子了,以前还可以把他抱上轮椅,现在完全使不上力。冀中星从前双手健全的时候,多少能用上些力,两条腿也还能弯曲,白天可以坐在轮椅上,自己拿点东西没有问题。现在他任何一点小事都要父亲帮他完成,从喝水吃饭,到大便小解,他更加离不开父亲。
他知道父亲得了心梗,医生让做支架,家里拿不出钱,但不做支架随时都有生病危险。他在监狱里的时候,父亲每次去看他,他都会说,“你要照顾好身体,你病倒了,我回家也没人照顾了。”现在回到家,他时不时会突然喊一下父亲,听见父亲语气正常地回答他,他才安下心。
冀中星出事后,一家人的生活来源是大哥冀中吉担负。他和他爱人一直在包头打工,每天上桥头接活,帮人做做纱窗,挣的钱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大的13岁,小的11岁,学业快没法维持了。”
眼看父亲已经没有办法照顾弟弟了,他打算下半年带着一家人回老家,“现在真的一点办法没有,最起码这是我弟弟,那是我爸爸,血脉连着呢,我不能眼看着他们没有活路。”
“我把一家人都连累了”,家人是冀中星现在唯一的担忧,“我不是不愿意等死,父亲照顾我那么多年,我就这么死了也太不孝了。”
冀中星说自己现在也不想别的了,情绪很少会有大的波动,“我的心已经死了,连恨也说不上了,也许杀了他们都不解恨,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我只希望得到应有的赔偿。”
如果有本钱,他想做微商。“微商”这个词是他是在监狱看报纸看到的,当时觉得自己应该也能干这个,他还没想好自己卖什么,“我们这里好像没啥好卖的,可能看看别的地方有什么特产能卖卖,我觉得只要有心,还是能找到买家,是吧?”
说完一个小女孩蹦跶着进来,他立刻笑起来,说这是她外甥女,“她很乖,你看。三四岁了,他们抱着去探视过我。”看到我们摄像机转向她,他犹豫了一会,支支吾吾地笑着开口,“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这样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和我父亲是没关系的,但我不想她的样子被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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