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记者徐金临时改签躲过一劫

　　这次出差前几周，我已规划好了返程路线：吉隆坡红眼航班飞北京，这样能赶上周六中午一个采访。临行前，因为工作安排的突然变动，北京不用去了——这样更好，睡个懒觉，取道广州直接回家。

　　怎会想到，一夜凋敝。把我叫醒的是早8点多的一通电话，是我的同事。电话接通后，她先说的居然是“太好了，你接了”，然后告诉我从新闻上看到的客机失联的消息。默默挂掉电话，接着是第二通、第三通关切的电话……

　　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们，我想对你们说：我很安全，可是我的心却无法平静。

　　那一秒，我告诉自己：“你是记者，你得报道;你差点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必须知道他们的下落”。于是，我立刻赶往机场——那一路，怎么那么漫长。

　　看到那面红旗，

　　有了家的归属感

　　赶到机场时大约上午10点多，中国大使馆的工作车辆已经先行到达了。尽管只是车头那巴掌见方的小国旗，但这是我在大马三天来第一次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立刻便有种家的归属感。敲开车窗，简单自我介绍后，司机大哥告诉我，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进入机场与航空公司沟通了。

　　吉隆坡国际机场

　　没有加强安检

　　吉隆坡国际机场比预想中平静和井然，出入港航班几乎没有延误，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办票和咨询柜台更没有想像中的拥堵和混乱。从马航工作人员那里要来了新闻处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但两个号码一直无法拨通。从国内的渠道得知，失联客机可能会在越南领空遇难，于是我又跑去越南航空服务台咨询，可他们得知消息后竟也满是惊讶。是啊，这架飞机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地失踪了，我还能采访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呢?

　　有效信息当然有，比如，其他航班有没有大面积延误?没有。机场有没有加强安检?没有，一半的出境检查口都是关着。其他乘客有没有恐慌?没有，因为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个噩耗，来自尼泊尔、菲律宾的游客们听到我的提问后更是一脸茫然。其实，这些信息都无足轻重，我们只想知道，机上的200多位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30多度的艳阳下，

　　我裹着棉衣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采访时，我的英文水平一下退回小学时代，再简单的单词也莫名其妙地忘记，嘴唇和手指不停地颤抖;浑身发冷，30多度的艳阳下，我居然裹着从南京带去的棉衣。2年前，作为现场几乎唯一的黄种人，我亲历了伊斯坦布尔塔克西姆广场的10万人大游行，那时我却没有丝毫恐惧。因为我知道，那事关尊严，无关无辜的生命。可是这次，尽管我不停地告诉自己，现在我就是一名“战地”记者，但如此近距离地面对那么多生命可能发生的不幸，我实在无法超然。

　　失联的同胞们，原本此时此刻，你们已经坐在幸福的小窝里和家人朋友分享漂亮的照片和可口的点心了吧?百年修缘的其他12个国家小伙伴们，你们原本已经准备亲眼目睹故宫的雄壮、长城的伟岸和中国的崛起了吧?可是，老天怎能开这样一个放肆的玩笑?

　　因为通讯的原因，那些刚刚抵达吉隆坡或即将离去的国人们多数无从得知正在发生的事情，本想作为采访者的我，反而成为了消息源。当我告诉来自成都、广州的乘客最新情况时，我看到的只有震惊，我们能做的只有彼此祝福和祈祷。我想我此生永远不会忘记那位成都大爷听闻消息后的表情，那是一种如临其境的悲痛，一份历经沧桑后悲天悯人的苍凉。

　　快回家吧，

　　大家都在等你们

　　不得不说，我的确有那么一丝“庆幸”。庆幸我没有搭乘那班航班，但一转念甚至萌发出幻觉：如果那班航班的乘员中，当真加上我这一份变量，是否会发生蝴蝶效应，让大家逢凶化吉?

　　那个不堪回首的“512”，母亲正在都江堰。在失联10多个小时后，我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我是幸运的，我没有失去她。也由此，我更能真切体会到每一位乘客、机组人员家属朋友们的心情。

　　2014年3月8日下午3点59分，我正平安地坐在南方航空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估摸应该在南海上空了。我的小伙伴们，我相信你们不在下面，你们只是顽皮地找个地方玩去了。我先回家了，你们玩够了也早点回来吧，大家都在等你们……

　　扬子晚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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