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越南”——失联客机搜救纪实

　　新华网消息 《亚太日报》在马航MH370航班失去联系后当天从香港飞往越南报道当地救援情况，经过与当地人的密切交流后，记者感到这是一个充满真挚感情、但不轻易流露的国家。

　　亚太日报特派报导团成员离开富国岛前在机场合影。

　　“你准备呆多久?”

　　“我们是来报导马航失踪班机的，我们没有购买回程票……”

　　3月8日晚7时，越南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柔佛巴鲁一国际机场入境柜台。一名年轻的警官认真而又略显拘谨地看着记者，听完陈述后一句话也没说便麻利地盖章签字，给了为期一个月的入境签证。

　　接过护照，我在想，我们从香港赶来的三个人(还有亚太日报特派记者团的另外两名记者幸培瑜、吕小炜)会在这里呆多久才能找到失去联系的这架波音777客机?239名机上人员能有多大生存的几率?十几天过去了，我已经离开这个南方国度，可一切依然没有答案。

　　踏上寻找答案的旅程

　　马来西亚航空8日淩晨起飞的MH370号航班失去联系后的一个星期，根据马来西亚公布的航班最后已知位置，人们相信飞机有可能坠落在越南南部外海的某个地方，全世界对这个国家充满期待。

　　但当记者到达胡志明市后才发现，对于马方公布的北纬6度55分15秒、东经103度34分43秒这个座标点，越南方面一度陷入迷茫，可能的打捞点至少有两个方向：越南最南端的金瓯省、西南外海的富国岛。

　　坐在计程车里穿梭在胡志明市大街小巷，我不时会想，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对这起国际突发事件当地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胡志明市分社首席记者陶军叮嘱我们注意安全，据说这里摩托车飞车抢夺严重。

　　3月8日晚相信是很多人的不眠之夜。亚太日报特派报导团的三名记者加上分社首席陶军以及本地雇员阿暄挑灯夜战，最终决定兵分三路：一路人马连夜开车前往金瓯，一路第二天飞往富国岛，陶军和我留守胡志明市见机行动。

　　第二天，最后两张去富国岛的机票被我们买到，优先满足了摄影和电视记者对于现场画面的需求。而作为文字记者的我与另外一位当地雇员阿龙在一起寸步不离，没了他，我在胡志明市只是一个普通游客而已。

　　阿龙是一个80后越南青年，一头乌黑的长发颇有文艺范儿，打得一手好架子鼓。其实他还没有正式签约，过来帮忙纯属义务劳动。我问他怎么看飞机失踪的事，他只回答一定尽力帮忙。当然，他指的是尽力帮助我们的采访和报导。

　　阿龙精通电脑和互联网，一刻不停地监视着越南文的各种新闻网站。由于事发后的前两天越南政府官方不肯透露任何信息，越南官方媒体的报导就成了我们在当地所能得到的重要信息来源。

　　每当阿龙告诉我越南官方媒体的一条重要消息，我们两人之间都会反复核实，用中文不行就用英文，他自己不确定就打电话给他的越南朋友，嘟嘟哝哝一大堆越南语，一遍一遍，不厌其烦。

　　阿龙不仅帮助我获取了不少新闻报导线索，还得到了一些可能让我们获得一手信源的信息：越南政府9日晚将在国防部召开有关搜救失联航班的重要会议，我立刻通知在河内分社的同行杨威。不料，当她抵达国防部大门口却被挡在外面，因为没有得到许可，外国媒体记者均没有获得批准。

　　阿龙告诉我，越南政府不习惯主动说什么，只有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才会告诉外国记者。感谢，阮春龙。祝你的FANG酒吧生意红火。

　　银行职员变身前线记者

　　3月10日，越南政府宣布将在富国岛设立搜救前线指挥办公室，外国记者能够获准登上越方搜救直升机。这无疑是个好消息!我与陶军迅速决定第一时间前往富国岛。陶军给我配了一位新的雇员阿顺。

　　马航航班失联事件发生后，越南中国商会胡志明市分会的乘员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动员了100多位通晓中文和越南文的翻译。阿顺就是中国银行胡志明市分行提供的一位，成为我们的临时雇员。

　　阿顺的本职是银行的个人信贷部主管，也是一个80后，新婚燕尔，整天跟钱打交道。他后来告诉我，他的职业与记者的职业恐怕只有一个共同点——力求准确无误。

　　在胡志明市分社准备动身去机场之前，阿顺中国银行的领导不停地叮嘱他：“要听清楚!要弄准确数字!”而我则在焦急地等待河内那边即将传真过来的一份堪称“尚方宝剑”的、越南外交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以便我们能够在救援现场畅通无阻。

　　拿到传真，阿顺开车带上我飞奔机场。无疑，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第一次，难免还是有些紧张。抢到之前阿龙给我们“走后门”搞到的机票，安排好后续行李的寄存，掐着点赶到安检的地方，我们傻了眼：排队至少30米!错过这一班飞机就只能第二天再来了。

　　急中生智，我拿出那张特别通行证给阿顺，让他告诉安检的警官：我们是获越南外交部特批的外国记者，前往富国岛搜救前线报导越南的救援行动!请允许优先通过安检!

　　几位安检的警官被阿顺说愣了，挥挥手让我们过安检，其中一位警官还拿过我们的特别通行证看了半天。因为不知道前方还有多少情况会用得上这份管用的传真件，我“无情”地要回了通行证。

　　满头大汗地钻进机舱坐定，我气喘吁吁地问阿顺那个通行证上写的是什么。阿顺仔细看完后一脸愕然的看着我说，通行证上写的是另外几个被批准的人的名字，压根没有我和他的名字!……感谢安检的警官大哥!

　　从胡志明市到西南外海上的富国岛航程只要45分钟，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飞。阿顺半开玩笑地让我看看窗外的海面没准能发现什么。越南国家航空公司身着越式旗袍的空姐温婉有礼，让我一直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一点，冷静思考抵达富国岛以后的工作计划。

　

　图为设在富国岛的越南搜救前线指挥办公室，各国记者在等待新闻发布会的召开。

　　落地以后，我清楚地看见飞机场大楼上的标牌写着“富国岛国际机场”。这是一个只有9万人的度假胜地，也是越南实际控制的最大岛屿。在东南亚局部地区小有名气，但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

　　我与前一天抵达的幸培瑜和吕小炜以及两位金边分社支援过来的雇员在机场碰头。当地线人告诉我们，搜救前指办公室就在机场塔台楼下，尽管步行距离很远，但我们立刻准备走过去。

　　刚走出没几步，我看到有人从机场骑着摩托车出来，于是将她拦下，希望她能载我们去塔台。这位骑摩托车的大姐很为难，阿顺告诉我她家里有需要照顾的孩子等着。我几乎是求她了，还掏出身上的美元。大姐看到钱以后脸上顿时不悦，通过阿顺告诉我她愿意帮助中国记者，但绝不能谈钱。

　　我顿时感觉羞愧难当，怎么能用资本主义那一套来对待越南兄弟姐妹?!这里是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几乎是两点一线地来往于旅店和搜救前指办公室。因为越南交通部副部长、越南搜救前指办公室负责人范贵肖说，每天会有例行两次发布会，如果有重大发现随时召开发布会，没有哪个媒体敢冒险在晚上的发布会之前回旅店。

　　越南“够意思” 大马“不靠谱”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南政府不断加大搜索力度和范围，可是依然没有任何发现。令人奇怪的是，每当越方这边有一点疑似的线索，马来西亚就会立即加予否认，这样的循环已经在互联网上成为段子了。每次范贵肖在发布会上说马方没有向越方提供所需要的搜救信息，我虽然听不懂他说的话，但能看得懂他脸上的不满。

　　在发布会之外，蹲守前指办的各国记者只有互相采访。偶尔有几个会讲一点英文的越南记者很吃香，常常被人群围住。当然，最吃香的还是懂中文和越南文的翻译。

　　越南《新农村报》记者邓仲平告诉我，像这次这样出动这么多飞机和船只在海上展开搜救行动，对于越南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一次越南举行的演习规模都还要大。至于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越南现在都还没计算过。

　　越南通讯社旗下的英文报纸《越南新闻报》记者蒲春协告诉我，马航的班机不属于越南，飞机上也没有一个越南人，是不是掉在越南的海里谁也说不清，但越南这次还是不惜成本地投入搜救，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其次也可以借此机会重塑越南的国家形象。

　　越南人绝不是自我表扬。马来西亚媒体派往富国岛的记者同样认为越南方面尽心尽力。“马来西亚那边也一样，记者从官方那里获得的信息十分有限，因为他们本身确实也没有什么新的信息，记者也不能逼政府啊。越南方面已经够意思了，飞机又不是他们的。”

　　几天下来，越南搜救力量依然一无所获。就在越方不满情绪积聚的时候，马方突然放出消息，飞机可能折返飞行。这无疑刺激到了越南政府，也激怒了一部分中国人。

　　3月11日，范贵肖告诉各国记者，在越方海域找到飞机的希望十分渺茫，越南准备暂停部分搜救行动。这一表态很快被河内否定，而范贵肖此后再未出现在越方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设在富国岛的越南搜救前线指挥办公室11日召开首次联席会议。范贵肖主持会议并向新闻界通报越南搜救情况。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越南记者告诉我，范贵肖11日上午做出的表态可能没有事先与越南政府高层领导汇报，因为外交部事后对他进行了批评，说他不该那么说，他的表态可能会伤害到机上乘客家属的感情，特别是中国人的感情。

　　尽管这位性格耿直的副部长因为“不讲政治”后来再没有出现，但他同样值得尊敬。他大方地让几百名记者旁听搜救前指办公室的第一次联席会议，说出暂停部分搜救的话也是表达了前线搜救人员的心声——在海上没日没夜搜了近四天，垃圾都快被捞完了，马来西亚的情报实在不靠谱!

　　后来全世界都觉得被马来西亚给涮了，飞机压根就没往越南方向飞，我们应该给范贵肖同志“平反”。当然，越南政府从国际关系，特别是中越关系大局考虑，即使在毫无信息的情况下依然不折不扣地执行搜救行动，更为难得的是，越南政府顶住国内一些反对声音的压力，向中国开放自己的部分领空和领海，让中国搜救飞机和船只得以通行，这是一种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

　　回过头来再说说我们的越南翻译阿顺。来富国岛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当临时雇员是头一回，奋战在世界新闻大战一线更是做梦都没想到。阿顺非常努力，动用他一切资源帮助我们得到及时、可靠的信息。

　　在记者的培训下，阿顺从一个银行职员变成了一个积极主动的懂得突发事件报导的记者。在后来的几场新闻发布会上，阿顺总是第一个挤到最前排，抢占最有利的位置。他从弄不清官员的名字成长为主动向越南官员发问，颇像一名经验老道的记者。

　　每天回到小旅店，阿顺都不会立刻休息，新闻记者工作的紧张让他十分兴奋，不停地在网上搜寻越南媒体的各种报导。不时地，他还会给我看他的Facebook还有一些论坛，他的朋友在上面登了一些现场记者的照片，告诉阿顺他们认出了他。阿顺第一次感到成为一名记者的成就感。感谢，阮德顺!没有你，我们在富国岛上几乎是“聋子”。

　　马来西亚总理透露的飞机折返信息终结了世界各大媒体在富国岛的任务，我们离开富国岛，依然带着一大堆疑问。在富国岛国际机场安检柜台扫描器旁边，一位工作人员一边接过我的行李一边用生涩的英语问我：“你们找到飞机了吗?”我下意识地回答没有。抬头一看，问话的工作人员正是我到岛上第一天骑摩托车带我去塔台的那位大姐!

　　这位我没来得及感谢的大姐望着我点点头，祝我们返程一路顺利。我体会到越南人民那种内敛、含蓄，但又真挚的感情。

　　这是一个革新开放10多年、依然相对贫穷的国家，这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全民动员能力极强的国家，这是一个曾经我们帮助过、也同我们打过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充满真挚感情、但不轻易流露的国家。

　　尽管忙活了一个多星期且两手空空，但你们让全世界看到了态度与诚意。感谢，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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