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370航班失踪不能成为安装摄像头的理由

　　如果搜寻队找到了马来西亚370航班的残骸，那就应该重提已经被无视了14年的建议，即飞机上的黑匣子系统有很大的漏洞，应该在驾驶舱里装摄像头。

　　关于MH370失踪，最普遍的推论就是驾驶座的机务人员被杀或者过于疲劳，飞机在燃料用尽以前自动驾驶了几个小时，最终坠入海里。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驾驶舱的录音机就没什么意义，毕竟它只有两个小时的数据。研究者从录音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在驾驶舱里面的摄像机会增加数据，而不仅仅只有驾驶舱的声音和飞行数据，这也为研究人员增加了额外的见解。这个提议最早是在2000年由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提出的，其初衷是说摄像机“将会为研究人员提供驾驶舱里面意外发生时的关键信息。”是驾驶舱里面充满了烟雾?还是有暴力的乘客闯进来了?又或者是飞行员昏倒了?录下来的视频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段录影能够帮助决断是什么让1999年的埃及990航班坠落：NTSB和埃及政府在飞机失事的原因上争执不下，一方认为是机械故障，而另一方则觉得归咎于飞行员自杀。

　　但飞行员都以侵犯隐私权的名义反对NTSB的提议。需要为新型的安全技术买单的航空公司也不支持这一提议。于是联邦航空局(FAA)在2009年搁置了这一提议，说证据不足以得到驾驶舱录像的授权。从那以后黑匣子的位置就没变过。

　　飞行员并不认为370航班的失踪能成为接纳摄像头的理由。他们为他们的反对提出了两点理由：视频监督毫无疑问会被误解或者视频会到不该到的人手里，摄像头反而不利于他们工作。前试飞员和事故调查者Doug Moss说：“摄像头捕捉到的东西很容易被误解并曲解。”

　　缺乏合法以及隐私保护

　　大致说来，录影的管理应该和驾驶舱录音的管理一样。尽管最终副本还是要示众，但那些可以只存取事故后的数据，并且只能调查者听。那些保障措施并不总是一种阻碍。在过去，录音曾被泄露给公众。有些是在事故后诉讼的过程中被泄露的。

　　对于想要监控飞行员的航空公司来说，能看到驾驶舱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很诱人的方法。退役军人和作为鉴定专家证人的商业飞行员Michael G. Fortune说：“有过规则被无视的时候。”因此考虑到录影会被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示众还是很有道理的(或者至少不只是得到授权的人看到了它们)，尽管规则制定出来就是为了保障它们的。

　　飞行员不喜欢被人根据录影来审判，尤其是在法庭上。Moss说：“门外汉似乎很容易就可以解读录影片段，但事实上，在驾驶舱里面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的行为只有另外一名受过训练的飞行员才能正确解读。在飞行员之间有很多不用稿子也不用语言的交流，只有飞行员才能理解他们。在驾驶舱装录影机只会增加误读的可能性。”

　　飞行员的判断

　　除了担忧录影会被误解或者误用以外，飞行员们说录像机的存在只会不利于他们发挥和做决定。Moss说：“如果摄像头真的安进了驾驶舱，就会改变原先飞行完成的方式，而那并不是一个好方式。”从飞行员的肩膀上监视会给他们压力，让他们遵守每一个规则，那并不总是理想的。美国现代航空有上千条规程，Moss说：“你不可能一丝不苟地完成一次飞行。”

　　在工作大部分都由电脑完成的年代，经验成了最有价值的资产。飞行员们说他们知道何时进行变通。Fortune说持续的监视只会让飞行员紧张并且成为知识的巨大数据库，“我认为那是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当在飞机快要落地而一名乘客在进行急救的时候，一个飞行员可能会在低于1000英尺的高度，超过限制速度着陆，这样就能快点落地了。他可以向空中交通控制表明紧急情况，并且解释这样做的原因，但视频就只会显示他违反了规则。

　　空军飞行员协会(代表美国和加拿大超过5万名飞行员)的第一副总Sean Cassidy说：“摄像头会让你置身于自我怀疑的环境。”

　　反对派

　　当录音机刚开始被授权装入驾驶舱的时候，飞行员的反对一文不值，现如今那些反对已经销声匿迹了。有可能视频监视也会经历同样的历程，但飞行员们至今仍坚守立场。Cassidy赞同驾驶舱里面的视频实际上对调查员的帮助没那么大。他说，对于发生了什么是一个选择性集中的观点，对调查员已经掌握的信息来说并没有增加多少。反而调查员可能会误解他们看到的，这是混有风险的。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个观点。在2004年7月，NTSB就这个问题的公开会议上，当时英国航空事故调查部门的负责人Ken Smart说，摄像头能够提供“关于我们调查的事故范围内的所有基本信息，因为它们能提供额外的信息。”而飞行员关于信息的使用方面的担忧，可以用立法来解决。他说：“除了信息泄露，我无法想出太多不好的方面。”

　　退役的海军陆战队飞行员和海军官方事故调查员Matthew Robinson说在摄像头被装入驾驶舱之前，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找出该系统的特性。他说出了自己关于该系统的隐私问题和花费的担忧。但作为一名调查员，他说：“在找出一起飞机事故的原因的时候，总是欢迎更多的信息、更多的数据和更多的证据的。我从不拒绝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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