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MH370”中国乘客家属这一年

 　　 那154位中国乘客，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一个享有声望的画家团，十几个从事境外劳务的河北定州农民工，二十多位老年人组成的直销性质的商务考察团——姜辉母亲即是其中一员，以及零散的游客与公派出差者.......命运上的相同处境，将他们的家属捆绑到了一起。

　　图：为张建义写的日记。

　　对于他们来说，2014年3月8日，是原有生活秩序崩坏的第一天，也是尚不懂得煎熬为何物的最后一天。正是那天凌晨，MH370——那架载着239人的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来西亚航空的客机，与世界失去了联系。

　　至今没有找到任何残骸。一桩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离奇事件，将分散于20多个省市的134个中国家庭串联到了一起。依照与乘客的关系，他们是父母、子女、夫妻、姐妹.......他们被归为一个群体，“MH370”乘客家属。这个群体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这一年来，他们时常碰面、聚会、一起行动，他们建立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微信群，他们还拥有一个家属委员会。

　　某种程度上，将他们拧到一起的，不是所经历的大致相同的惊惶与痛苦，不是彼此间的嘘寒问暖与理解，更不是尚未获得的赔偿款——那些固然是重要的但绝非核心，而是对于同一信念的恪守：亲人还活着，那154位中国乘客还活着。

　　或许在未能深刻了解他们经历的人看来，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一位叫戴淑琴的高瘦老人说的话具有代表性，“这件事本身就是不透明的东西，如果马航也好中国政府也好，给一个明确的证据，大家就不这么想了。”戴淑琴妹妹一家五口都在那家飞机上。

　　他们会向周边的人求证他们的想法，无论是亲友、记者、官员，甚至是为了维稳而经常在场的警察。当他们这样问时，往往眼神热切，偶尔还会再小心翼翼地加上一句，“你别说瞎话，泼点冷水也没关系。”

　　几乎没有遭遇否定的声音，戴淑琴的邻居是已知的唯一例外，那是个从未结婚的有些古怪的上海老太太。“早死了，哪能活着啊。”在事发第11个月时候，她终于跑到戴淑琴家说。戴淑琴很不舒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快。“我也理解，人家是局外人。”她说，她明白那人是出于好心，意思其实是你不要折磨自己，活得太累。“另一方面，人确实没死啊。”

　　他们会分析国际政治。

　　阴谋论是一切分析的基础。在广泛流传的阴谋论中，美国是事件元凶，而飞机降落在了南太平洋的迪戈加西亚岛，那里有美军军事基地。但一个叫叶伦的大胖子则认为，乘客已经转移去了日本的冲绳，理由是中国人跟日本人长得像，“即使在当地有所暴露，外界不易察觉。”山东大爷文万成坚信，这个事件不是针对某一个情报人员，是国家与国家的军事技术与战略的交锋，是如何应对大面积战争的实力测试。

　　他们深知煎熬的味道。

　　有一些人还瞒着家里的老人，一位大妈每周探望不知情的老母亲时，要强颜欢笑、尽量遮掩，但在吃完饭厨房洗碗时，她想起机上的孩子，眼泪却滑落下来。一对山西太原夫妇走访了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求卦周易，还找过藏传佛教的大师，只为问询孩子平安。许多人至今保留着定期拨打在飞机上的亲人电话的习惯，尽管永远是相同的提示音。他们拒绝“遗孀”、“难属”等称呼。“请别这样写我们好吗?”一个戴眼镜的女人用近乎哀求的声音问。而在一次群访进入尾声时，头发斑白的老人张偲亲毫无预兆地嚎啕大哭起来，“我就是想我的小孙子，别的都不想。”他甚至没有提及同在飞机上的女儿与女婿。

　　但某些时刻，那些过往的温存画面无需问起，就主动地涌出来。

　　“他从小就是我带，我一天带他出去两趟。除非下大雨不出去，下雪我们都出去。买点花生，小孩会走道，我就说走，给你花生吃。跟我走十来米，给花生，再跟我走十来米。”在另一次采访时，张偲亲没再哭泣，但也没有笑容，他就那样慢慢地说着，神色平静地像一潭死水。

　　“出去的时候就问今儿上哪儿啊，玩滑梯。今儿咱们去哪儿啊，今儿上游泳池。今儿咱们去哪儿啊，今儿去大平台，就去大平台。然后就走了......”

　　依靠

　　家委会最初的形成，是为了利于提问。那是去年3月家属们安排在北京的丽都酒店等消息的时候。每天都有发布会，他们心急地向马来西亚代表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由于官方应对的迟缓、信息处理的混乱，家属存有太多太多的疑问。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个焦点还未解决，就被另一个提出的问题转移了。有人提出，提问需要连贯、有针对性，提前统计好，指定专人负责。

　　家委会随之很快发展成不同的组别，包括法律组、技术组、媒体组、生活组、办公室，并没有选举，各人依据特长加入，利用微信联系。以家委会为核心，这个群体慢慢地有了凝聚力

　　后来成为“带头大哥”的姜辉就是这样进入的家委会。他是个慷慨仗义又敦厚温和的北京人。家委会20余名成员中，多是高学历、英语好的年轻人，42岁的他已算高龄了。但姜辉的一技之长是，他是通讯专业毕业，对于人们最关心的马航的卫星信号、人为关闭的应答器等问题，他拥有背景知识。

　　姜辉很快意识到，家属唯有彼此。前来慰问的朋友，永远无法感同身受，而与原本没有任何生活交集的其他家属，能够真正实现彼此理解。那154位中国乘客，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一个享有声望的画家团，十几个从事境外劳务的河北定州农民工，二十多位老年人组成的直销性质的商务考察团——姜辉母亲即是其中一员，以及零散的游客与公派出差者.......命运上的相同处境，将他们的家属捆绑到了一起。

　　在2014年的五月初从丽都酒店遣散后，新成立位于北京机场附近的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他们都叫它空港中心)成了家属们新的据点。在家属的描述中，空港中心——在马航设立的家属沟通与支持中心，就像一个牢笼，记者被限制进入，没有电视，没有盒饭，一度连饮水机也没有。

　　一无所获的搜救与极其有限的信息发布，让空港中心并未实现原有的意义。家属们被归纳到一起的问题，形成了47页A4纸，但工作人员只做转达。一些问题颇为冷僻，外界一般很难注意，诸如，“马尔代夫居民捡到的灭火器属于哪个航班”或者“波音公司即是飞机制造商又是搜索策略小组的成员，为什么至今没有解释过MH370是否涉及产品质量与设计缺陷”;另一些问题则凝聚了公共舆论的焦点，“为什么明知折返，还在南海搜救了八天，因此耽误了宝贵的救援时间?”问题至今没有解答。

　　但家属们仍然主动地投往那个“牢笼”，像是某种自我惩罚的苦行，又像是虔诚的朝拜。空港中心处于六环外，如果从北京南站出发，需要转四次地铁，出站后再步行20分钟才能到，单程需近3小时。一位曾全程随行家属的济南维稳人员不得不叹服家属的毅力，一天下来，他的腿走肿了。

　　空港中心成了家属们的相聚之所。周一、周三、周五，约定俗成是见面的日子。每逢周五最热闹，外地家属也会赶过来。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充满了河南、安徽、山东、天津等各地的口音，有些人完全说不了普通话。逢大事发布或者集体活动，能有上百家属聚集。“那种大家庭的感觉，几天不见就想。”姜辉说。到场的多是老人，他们不聊一般性的家长里短，除了阴谋论的种种猜想，最多的事情是，“聊孩子以前怎样，怎么优秀，怎么好。”

　　他们从曾经社交生活里退场。张偲亲对于一切登门慰问予以拒绝。姜辉在好友建立的微信群里不再说话。直到很多天以后，他发现那个群里的其他人也很久没说话了，他一问，原来朋友们怕惹着他，又建了个新群。

　　他们唯有彼此，身份与阶层的错位似乎没有造成任何干扰。61岁的戴淑琴是一个退休工人，姜辉的父亲是位厅级干部，按照中国的政治教材，他们是统治阶级与仆人的关系;有的人在北京有几套房子，但一对冯姓农民夫妇住在市郊月租只需50元的棚户房里…….随着时光推移，他们的情谊越来越深。这种故事甚至可以像接力棒一样头尾相接：天津的一位大爷，几次来京都给姜辉带上正宗的煎饼果子;姜辉每趟开车去空港中心，都顺道带上戴淑琴与腿脚不好的大胖子叶伦;戴淑琴没用过智能手机，另一个家属就送了她一台，叶伦花了一个下午教她.......

　　他们扮演起彼此生活中缺位的角色。戴淑琴的家里，顺墙根摆了一溜儿坛坛罐罐，那里面是给其他家属做的腊八蒜。她是个讲究的北京人，大年三十吃饺子不能没有腊八蒜，她对姜辉说，“你母亲没在家，我弄馅买肉，得让你和你父亲吃上饺子。”她是一位独居的老人，经常邀请其他家属来家里做客。

　　“和家属在一起，我才会笑得出来。”戴淑琴说，“我平时从来不会笑的。”

　　这位声音嘶哑的老人，能够坦然地谈起许多发生在自己身上糟糕的事情，但说起另一位叫的程丽萍的女人，她突然抹起了眼泪。程丽萍因最近一次意外摔成脑震荡住进医院，她主动去病房里陪了一天一夜。她想帮丈夫在飞机上的程丽萍省钱，“她俩儿子上幼儿园，护工一天要三四百呢。”她还安慰过意不去的程丽萍，“将来指不定什么时候我还得靠你呢”。去年夏天她在空港中心晕倒，正是程丽萍送去的医院。

　　在病房连续的26小时里，戴淑琴一分钟也没合过眼，困了就出去抽根烟。但她骗所有人，说夜里坐在椅子上睡了。

　　她一生都是安分守法的老实人，但在去年7月，她却头次被抓进了派出所。那一晚，有十几个赴京的河北农民工家属，为省下住宿费，决定在空港中心的地板上过夜。戴淑琴也留下了，她只是觉得，这是一种共同进退的表态，没有人劝得住她。

　　留宿没有成功。大批的警察在深夜时分出现，带走了所有人。在开往派出所的路上，戴淑琴的手机了涌进了40多个未接来电，都是家属的来电，被抓的消息在微信群里传播。次日深夜，戴淑琴走派出所时，让她惊讶的是，外面站了二三十位家属。原来头天夜里，姜辉等几个就去了派出所外等着。天亮后，更多的人赶来。

　　“他们进去24小时，我们在门口等24小时。他们出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我们在。要不说是一个大家庭呢!”姜辉说。那是漫长的一夜，几位开车的人，分批次将所有人送回家。最后一程结束，已是夜里2点。

　　长夜漫漫，他们唯有彼此。

　　委屈

　　文万成总是显得与众不同。有什么不满他会直接说出来，但他使用“汉奸”、“废人”这些词却完全不会考虑后果。他不喜欢姜辉，觉得他缺少“大将谋略”。他与大胖子叶伦也是死对头。几次在空港中心，他差点与其他家属打起来。

　　他是那种典型的斗争经验丰富的倔强老头子。随身携带着针孔摄像机，随时拍摄。哪怕接受采访时，也将设备对准记者。这个习惯保持五年了，缘于曾经吃过的亏。“因为中国官员说话不管事，你必须把他拿住了。遇上推诿扯皮、野蛮，你到了关键时候，在他面前一放，就老实了。”山东老家的干部们都害怕他。这样的针孔摄像机，他有四五台。

　　他时时展露出他的强硬。空港中心成立前，政府下发了文件，承诺届时会有六个部门的人到场负责。后来，他真拿着那份文件，一一核对。“就是今天咱们先不干别的，我们先对一下人数?”只有他敢那么做。政府方面很尴尬，相关负责人并不在场。

　　每当问及职业时，他都说是掏粪工。当然，这只是部分的真实，80年代他干过两年，但他愿意强调这一点。他还会说起他做过乞丐的经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充满了理直气壮，似乎这些卑微的过往，证明了他骨子里的顽强。

　　这个做过掏粪工与乞丐的老人，终于将他的独子培养为研究生，继而是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一家也从贫民区搬入中产社区，接下来还准备装修别墅，当一切即将圆满之时，他的儿子上了那架飞机，离家那天，他们甚至没有好好告别(“我儿子经常出差，我没拿它当回事”)，这一切难道不足以让一个父亲的伤心欲绝吗?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并非如此。他是采访中唯一压根没有提及自己痛苦的人。

　　去年4月5日，一位记者采访他到了夜里一两点，拖着不走，最后对方忍不住了问他，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清明节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儿子没死啊。”他感到莫名其妙。后来记者哭了起来，说想起了自己逝去的父亲，他还反过来安慰了一番。

　　他似乎是用言行践行他的信念。“因为理解不一样，不是我说活着就活着，你说死了就死了，关键是证据，我需要理性地对事件，到底谁在隐瞒。”

　　在文万成的讲述中，他在事发第一天就保持了冷静。每天早上打开电脑看新闻是他的习惯，他一向最关注南海、东海问题，那天的新闻头条是儿子登上的飞机。当家人乱作一团的时候，他却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劫持事件，看看后面怎么摊牌，是要钱还是换人。”

　　但在南海耗时一周多的错误搜救、马来西亚军方错失MH370折返的雷达信号等消息证实后，疑窦丛生。就像同样发生在其他家属身上的一样，他也逐渐相信阴谋论，“驾驶员为了自杀，不会搞得这么复杂。”作为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他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信息储备，为他的猜想做下铺垫，“它涉及战略渗透，中国政府把南海搜了一个遍，对马六甲海峡、南印度洋，原来军用飞机无法进入的地方，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去了”。

　　他曾联系航空领域律师张起淮，希望集体签约后启动法律手段将一些谜团打开。但后来因为姜辉等人的顾虑，最终没有促成，对于姜辉的不满正是开端于此，拖累了他找儿子的进展。他觉得家属们去空港中心施压是盲目的，是走错了方向。但为什么他自己也常常去?他愣了一下，解释说，“去的目的和其他家属不一样，我是为了记录。中国政府表里不一，愚弄我们家属。”

　　从去年3月9日抵达丽都酒店那天起，文万成就开始了他的秘密拍摄。他视这些视频为珍贵的史料，按照日期与内容做了分类。他对其他人的激动情绪持讥讽态度，“我儿子找到了的话，让他看看，当初找你的时候，这些人龇牙咧嘴的叫唤。”

　　他说事发头几个月，他没哭过，“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哭，是七八月份”。

　　那段时期，他住在北京的宾馆里。维稳人员就在他隔壁长期住着。他感到手机也被监控了，一旦确定了采访，警察总能知道，及时阻止采访。有时候，他只有带记者从消防通道上来，像打游击战。房里的抽屉趁他不在时被翻过，他的证据是，出门前拍过照。

　　那一次，他终于哭了。“我感觉委屈。我就是来找儿子，警察把我们按上访户来对待。”

　　中国的维稳体系强大且缜密。每一个家属都有被政府人员盯梢的经历，有的时候，5个来自不同部门彼此不认识的人会同时出现。而具体的处理手法，因人而异。有些官员，说的话近乎威胁，“不许去北京，你去的话我官儿就丢了。”有时候，他们又会故意释放错误信息，比如安徽的一位家属买好火车票打算赴京抗议马方宣布飞机失事，临上火车前，政府的人告诉他，北京的家属都已经散掉了，导致他退票，耽误了一周赴京。

　　除了去年7月的空港中心留宿事件之外，因为公共场所打横幅或者一些并无造成他人伤害的激动之举，都有家属因此进了派出所。有一对父女因为管理家属群体社交网络的公共账号，而被警方上门带走询问。带来的恐慌是，那个账号停止更新了近两个月。

　　宣传系统的限制也存在着，而禁令随着周年的临近而愈发严格。在亚洲周刊2月初为期一周的采访中，见证至少有4家媒体临时取消专访，澎湃网一位长期跟拍马航家属的摄影记者被调回上海。时尚杂志通常游离传统规管领域之外，但GQ杂志3月刊一篇关于马航的长篇报道被撤了稿。禁令甚至波及到了张起淮——文万成委托过的那位律师身上，北京的新京报接到禁令，不能出现他的名字，导致该报撤掉了复兴航空空难后对张起淮的采访——那明明是毫不相干的另一起事件。

　　名义上的家委会早已不再运作了。早在从丽都酒店遣散时，有政府官员在会上向家属代表说，“家委会从此不存在了，以后一切的决定都是非法决定”。一些家属还收到了短信警告，“家委会是非法组织。”

　　或许，以上种种不过是维稳的常态，但在一些家属眼里，这些收紧的管制进一步夯实了阴谋论的猜测。

　　等待

　　世间的悲剧有着多半相似的面孔，但MH370事件的特殊之处是，指向细节的真相尚未浮现。所有的等待，缘于悬而未决，所有的希望，缘于悬而未决。

　　这一年，姜辉感觉自己明显老了，脸上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斑，头发也白了。他也知道身体出了问题，但仍然每晚3、4点钟才睡觉，“不耗那么晚，不弄得精疲力竭，睡不着。”

　　他曾是公司里的销售业务骨干，但这一年，他的业绩表出现了抛物线。“我常想，如果我不工作了，我不挣钱了，能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甚至把人找回来，才是一辈子最值得去做的。原来老觉得就是做了一个多大的单，多有成就感，现在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能做好了，人没白活。”家委会原有的成员，有些人在外地，有些则选择了淡出，姜辉成了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他用力维系着这个团体的团结，尽量避免最小的争议，就像在丽都饭店时，大多数家属排斥媒体，姜辉对媒体持开放态度，但为了考虑他人感受，他只会偷偷摸摸地见记者。像一块温润的玉，他从不和任何人争吵，谈到文万成，他也会说，“我理解他的初衷。”

　　他佩服文万成的勇敢，说自己则像一只把头扎在土里的鸵鸟。他不敢看母亲的照片，不敢收拾母亲的证件——这也是他目前没有找律师的原因，因为难免要触碰那些东西。事发至今，他没有再步入过母亲的房间。对他而言，那个房间是封存着过往记忆的时光胶囊，能够重启的，只有母亲本人。

　　他从未和四岁的儿子说起过这件事。但有一天，孩子突然问他，奶奶什么时候回来。他一下子崩溃了，躲到厨房里哭起来。“我觉得很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那位总念叨着外孙的老人张偲亲，感觉这一年特别快，“回想一下什么进展也没有”，他停了一下，补充道，“过得慢，但感觉快。”

　　每周一次，他和老伴儿去会女儿家待上两三个小时，收拾那间空屋子。“扫扫地、洗一洗、透透气，把电器给预热一下。”仅此而已，他想着等女儿回来了，还得住呢。屋里的奶瓶、小床，一点没动，都是原样。

　　去年5月，查询航空保险时，曾代理女儿买机票的人在电话那端跟他聊起来，对方首先确认了他对飞机上的人都活着的坚信，继而告诉他，事发后多次拨打他女儿的手机，在3月10日曾拨通过，响了三声。这个爆炸性的信息从此时常在他脑中旋转，有没有可能拨错电话了?不可能啊。既然打了好多次，肯定是回拨，不会按十一个号码啊。那怎么通了呢?不过，他再也没有继续问过那个人。

　　他说他从来没有梦到过女儿。他因此感觉，人肯定在，要不怎么一点梦都没有呢。其他亲戚倒是都有梦到过，都是关于归来的梦，没人说过不好的梦。

　　他有着30多年的党龄，“从小就是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文化大革命时，一放音乐就跟着鼓点走”。但这位共产党员，主动讲起怪力乱神的故事，关于一个得了怪病治不好的小孩，最终通过神婆的施法驱逐了体内的邪魔。那故事冗长，他慢条斯理地讲了许多的细节，但其中最荒诞的部分在于，神婆将小孩子的肚痛，归咎于一个车祸而死的亡魂附体，车正是从肚子上压过去的。

　　“那个小孩是我的侄女。”他最后说，“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

　　多年前他就听过故事，从未在意。而现在，他选择相信——因为那个神婆还活着，最近又算了一卦，关于他的女儿。当然，是好消息。

　　安徽人张建义错过了女儿的最后一个电话。女儿一家去马来西亚旅游时打来电话，当时他在楼顶的自家菜园浇水，没带手机。

　　他喜欢自己的小县城，从来都不喜欢快节奏的北京。女儿来京读大学、定居的十几年里，总是邀请他来北京住，他只来过两次，其中一次还是为了把老家带了几个月的外孙女送回来。但去年5月，他在北京城郊住下了，一口气租了一年房子。从那时起，他恢复了记日记的习惯。日记已经写了厚厚的3本，“生命不息，寻亲不止”，是最常出现的一句话。

　　他从来不是重男轻女的人。他太爱女儿了，说起女儿刚出生时，“我们生活还不是太富裕，都没有炉子，女儿的尿布我都是放在腰里头给她暖热的。”

　　老伴儿天天睡不着觉，出现了幻听，老是听见女儿的声音。去医院一查，俩人都确诊重度抑郁。年轻时候，他当过11年的旷工，现在他觉得，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地下洞穴里。

　　如果不往空港中心跑，他就闷在出租房里，研究马航相关的资料，已经积累了一箱子了。有时候，他痴痴地坐在床头，看贴在墙上的那张世界地图，琢磨飞机的航线。

　　他假装女儿还在身边。10月31日是女儿生日，他和老伴儿去了女儿的丈母娘家——对方的老头儿也去世了，三位老人给不在场的人过生日。炒了十几个菜，还弄了烤鸭，但最后没怎么吃，“都哭得不行了”。

　　生日礼物是纯金的转运珠，是他去北京商场里花了几千块钱买的。老伴儿代为戴着。他说，女儿运气不好，要帮她转转运。女儿32岁了，但永远是父亲眼里的小女孩儿。父亲相信，“小女孩儿出去玩去了，被拐了，暂时回不来。”

　　信仰

　　马来西亚在去年六月曾提出按每位乘客5万美元向家属发放预付赔偿，目前只有7位乘客的家属领取。按照蒙特利尔航空公约，赔偿的前提是飞机失事造成伤亡，而多数家属们抱有一种朴素的观点，领取赔偿——不管它是不是以预付的名义，都意味着承认了飞机失事，这与他们的信念发生了矛盾。

　　马方的初期事故报告只有5页纸。“那是我见过的所有的空难报告里最简单、最敷衍潦草的一个。”律师张起淮说，其他航空事故的报告都有几十页到上百页。

　　对于家属们而言，迪戈加西亚岛，或者是另外的某个岛屿，是一个由有限的信息、阴谋论、美好愿景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中国古老伦理融合而来的存在。亲人被关押在岛上。小岛是希望，也是寻求真相的动力，小岛是安慰，也是黑暗生活里的喘息之机，小岛是停不下来的冥想，也是夜以继日的痴迷。小岛是悬而未决的审判。围绕这一核心信仰，所有的信息重新排列。

　　去年八月初，四名失联客机的华裔乘客的银行账户存款被人盗提。张建义分析，这其实是家属在对外释放的信息。“他们还活着，把这些银行卡给看守人员了，我把这个钱给你取去吧。”

　　戴淑琴一度觉得中国的电视台不对劲儿。“突然就没了，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特异现象?只是可能?为什么电视台连讨论都不讨论啊?大气层里有一股野流，把这飞机卷走了，永远找不着，那么多飞机呢，弄不好再弄没一个怎么办呀?你看电视台多肃静。”她想不通，“它不说，一定有不说的道理。”

　　张偲亲总是说，“人肯定在”，但什么时候回来以及怎么回来，不是他该考虑的问题，是劫机者该考虑的问题。他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又难免提起那些细节，“飞机上走的时候还有怀孕三四个月的，去年11月份生孩子。有一个79岁的老人，能坚持多长时间?穿着、饮食.......肯定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而某些颇为可疑的信息，也被许多老人真诚地相信了。一个住在顺义的叫张永利的家属曾表示，有自称外交部谈判专家的人向他透露，乘客在农历新年前肯定会回来，“不会让你们早知道，顶多让你们提前一个小时知道，到时候上什么什么宾馆去见就完了，不会大张旗鼓”。但关于那个人的身份信息，张永利说他不让说。听到消息的人都觉得特兴奋，他们没顾得上想这种提前透露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可信度。

　　很多家属甚至觉得，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致辞中那句“马航MH370航班失踪，150多名同胞下落不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持续努力、想方设法找到他们”，意有所指，可能暗示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很多家属因此疏远了媒体，“我的孩子快回来了，我没必要再什么找记者呀，没必要招惹政府了。省得孩子回来以后被政府整。”1月3日，一家外媒想拍戴淑琴和大家吃饭的镜头，她做了大桌饺子，但一听说有媒体，邀请的家属只来了一个。

　　在1月29日马方宣布飞机失事之后，很多家属情感上无法接受，他们认为这场宣布得到了中国的许可。但叶伦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设，“你不是宣布这人死了吗，它为了打你的国家的脸，有可能把人放回来。管是哪个国家在养着，如果你中国不宣布，它那老养着，也是一负担。”戴淑琴和他聊了一会，本来是认同他的，但又觉得有点牵强，“可是它达到什么目的了，只不过就给中国一大嘴巴，他干什么事都是有目的对吧?”

　　姜辉承认，对于一个过于乐观的假设，即使他内心认为不可能，也不会指出来。“这个感性支柱是他们生活的唯一动力。没有任何理由去刺激它，去破灭它。”

　　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律师张起淮的一段讲述让人揪心。他提到了文万成，那个倔强得像石头一样的山东老人。

　　“老人心里的痛苦你是不知道的。我们推心置腹地说话，他都是流着泪的。他说张律师，‘(我)儿子可能不在了，我只能跟你说，跟任何家(属)都没说’。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人一定)活着这样简单的不负责任的话，他才会跟我说。”张起淮还提到，文万成是残疾人，他看到了残疾证。

　　原来，那个不相信眼泪的老人是虚假的幻象。没有人知道他的伤悲，是因为他藏起了那个柔软的自己。他表面上没有痛苦。他内心的痛苦和任何家属没有区别。生命最美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关闭了回忆。他对谈论苦难毫无兴趣，“那些都是别人的流水账”。重逢时，他将微笑。在采访中文万成从没提过他的残疾，他怎么能说出口呢?他是那么强大的一位父亲，他用意志维系了整个世界的运转。

　　2015年春节前，文万成开始了新的征程，带二十几位家属去了马来西亚。他们说，要在离亲人最近的地方过年。

　　小岛是希望。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偲亲为化名。)

责编：xwx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