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同而非立法角度解决航班延误

　　七八月份正是我国雷雨多发季节，因天气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大幅增长，航班延误索赔问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焦点。

　　面对航班延误问题，立法是否能有所作为?出于航空安全考虑，航空公司能否建立黑名单制度，拒载乘客?如何看待普遍存在的航空超售问题?《法制日报》记者近日就上述问题采访了有关专业人士。

　　航班延误是个难题

　　多位专家和专业人士都指出，要解决航班延误问题并不容易。

　　“关于航班延误不可能出台明确的立法。”西北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成员张望平开门见山地说。他的观点是，中国的现实环境造成飞机在某地可以起飞，但是由于降落地天气状况不佳无法降落这种情况的存在。因此，在航班延误这一问题上，旅客应该理性冷静。

　　同为西北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所成员的张丝路认为，航班延误让航空公司和乘客都感到很郁闷，如何让双方都满意是个难题。对于航班延误，航空公司确实有自己的难处，但也应体谅乘客的心情。

　　“航班延误在中国民航乃至世界民航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于丹说：“我认为，在航班延误后，发生大量旅客大闹机场这样的极端情况主要是由于信息不透明。”

　　于丹告诉记者，她前几天坐飞机从上海赶往西安，就遇到了航班延误。“在整个过程中我细致观察了每一名乘客的状态，发现大家都十分冷静。因为我们都知道西安在下雨，天气状况非常恶劣。我想，如果乘客都非常清楚自己乘坐的航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延误，就会非常理性对待。”

　　于丹说，现在已有一些第三方发布信息，如乘坐的飞机处于何种状态、航班延误的原因等，但第三方获取信息的渠道不透明。她建议能否建立值得旅客信任的第三方机构，发布类似信息，解决法律都不能很好解决的航班延误问题。

　　“欧盟颁布了涉及航班延误的第261号条例，对承运人的处罚非常严厉，在国际上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此条例出台后，欧盟的航班延误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欧洲对此条例也是骂声居多。可见，通过立法角度解决这一问题并不容易。”于丹认为。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潘俊武认为，旅客和航空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毋庸置疑，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例外情况导致航班延误。虽然航空公司也有无奈，但合同的权威性必须维护。他建议可以比照国际工程师协会制定的菲力克合同格式，对相关风险责任作出规定，让乘客在登机前选用，从合同的角度而不是立法角度解决延误问题。

　　建立黑名单需商榷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东航集团党组书记马须伦建议加强立法，遏制“空中任性”事件，“不听从机长安全指令”当作犯罪论处，同时建立旅客黑名单。

　　马须伦透露，去年全国接获近万件乘客在机上不守秩序的案例，导致航班起飞延误、备降、返航，严重干扰机场和航空公司正常运营。

　　据了解，近几年建立旅客黑名单的呼声络绎不绝，围绕黑名单应否建立争议不断。

　　“我赞成黑名单制度合法化。”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律部副总经理马选玲说，但是这其中仍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如系统对接问题——黑名单是仅存在于某一航空公司内部，还是在国内所有民航之间，甚至与国际接轨?其次，黑名单制度是否要与旅游系统、出入境系统等的黑名单制度进行对接?再次，如何建立航空黑名单系统?如何具体执行?是否要建立分级制度?这些问题都需要在立法建立航空黑名单制度过程中，一一进行明确。

　　中航集团公司总法律顾问聂颖也指出，航空公司是否有权力拒载旅客，是暂时性拒载还是永久性拒载?是否在全民航范围内拒载?是否制定与黑名单有关的法律制度以提供合法依据?这些问题都有待商榷。“拒载也是出于民航安全的考虑，建议航空公司可以有自己个性化的条件，但必须得到政府批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认可。”聂颖说。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刘萍则认为，航空公司不宜也不应该直接建立黑名单制度。如果需要建立这一制度，交给第三方处理更为妥当。当然这个第三方也不应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她建议由第三方建立征信系统，航空公司选择征信系统加以利用，以避免卷入不适当行为中。同时航空公司可以给予第三方更多信息，使其基于能够将个人信用进行分级。

　　修法设置超售条件

　　买好了机票，定好了行程，到达机场后却被告知座位已满，无法登机。近日，原定于乘坐航班从北京飞往银川的何先生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而航空公司给出的解释是：机票超售。

　　据了解，机票超售是国际惯例，目的是保障航空公司利益最大化。各个公司根据机型大小、航线和季节不同，一般都会有5%的机票超售，高的能够到达15%。

　　“超售表面上像违约，然而却是法律允许的行为。并且，超售是有相应救济手段的。”聂颖介绍说，实践经验表明，越是票源紧张的航线，订票人数较多，座位虚耗越大。

　　但是，聂颖同时强调，即使航空公司以超售是全世界惯例为由为自己申辩，其在超售方面的实际操作是否法治化、制度化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高峰也指出，超售不管是不是国际惯例，都是一种侥幸性的行为。合同责任是不以航空公司有无过错为条件的。只要不符合免责条件，航空公司就应当赔偿。但是我国立法并未对此进行明确。

　　“我始终认为超售不是侵权，只是违约。航空公司以座位虚耗为条件作出安排，假如这种安排最后被证明确实是超售了，那一定构成了故意性违约，这在法律上是毋庸置疑的。”高峰说，此外，当航空公司收取乘客10%的退票费时就不允许超售，必须要给乘客座位，否则就要进行赔偿。

　　高峰建议，在修改民用航空法时，为了大多数旅客和航空公司的利益，可以允许超售行为的存在，但同时必须设置超售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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