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腐败案告诉了我们什么?

　　2010年以后，中国航空业的景气度明显滑落。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内，我国绝大多数的航空公司均受到了不同程度地冲击。不过，随着2014年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下挫，我国航空业整体的经营成本也得到了一定的下滑，由此促使部分航空公司的经营状况呈现出逐步回暖的迹象。

　　近期，随着我国三大航空公司2014年年报的正式出炉，其整体的经营状况也出现了明显地回稳。

　　其中，与2013年的营业收入相比，三大航空公司均出现了一定程度地回升。具体来看，中国国航同比增长了7.37%，南方航空同比增长了10.38%以及东方航空同比增长了1.86%。

　　但与2013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比，三大航空公司却呈现出不同程度地分化。其中，中国国航以及东方航空出现了明显的回暖迹象，其分别录得13.95%以及44.91%的同比增幅。至于南方航空，则录得6.44%的同步降幅。

　　除此以外，纵观近几年三大航空公司的业绩报表，南方航空也成为了唯一一家出现连续第四年业绩下滑的上市航空公司。

　　鉴于南方航空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出现同比下滑的现象，公司将主要的原因归咎于受到汇兑损益的大幅降低影响。然而，随着近期媒体曝光出南方航空的相关丑闻以后，南方航空的高管状况无疑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有资料显示，在最近一段时期内，南方航空的四名核心高管先后出现了落马的现象。与此同时，在这四名核心高管落马之前，他们也纷纷受到了涨薪的待遇。

　　事实上，从具体数据可以获悉，在三大航空公司中，南方航空的高管薪酬却是最高的。其中，2014年南方航空高管薪酬达到1283.2万元，人均薪酬达到96.24万元。显然，这一薪酬水平明显高于其余两家航空公司，这也与当前公司业绩下滑的现状格格不入。

　　此外，更有资料显示，从2006年以来，南航集团和南航上市公司一共爆发了4轮腐败窝案，而其中有名可查的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达到14名，这一系列的指标均创下了交通行业央企之最。

　　由此一来，南航的“高新养廉”却变成了“高薪养贪”。

　　“高薪养廉”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行得通的举措。如今，随着多起国企高管贪腐等现象的逐一揭露，“高薪养廉”却逐步演变成无限扩大国企高管及相关人员“贪欲”的最佳借口。

　　长期下来，“高薪养廉”并未能够真正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反而促使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养廉”一词也彻底沦为了一种托词。

　　据数据统计，多年来，我国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远超出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中，中国国企高管的薪酬是国家最低工资水平的98倍，远超世界平均值的5倍。与此同时，中国行业工资差达到了3000%，远超70%的世界平均值。

　　对此，面对长期依存的国企高管薪酬乱象，管理层也于近几年加快落实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其中，高管限薪令的提及，无疑是国企高管薪酬改革的一大亮点。那么，限薪令真的能够压制部分国企高管的“贪欲”吗?

　　实际上，在相关举措落地之际，部分国企高管也纷纷晒出了自己的薪酬。其中，政协委员、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称，7800元是他当前每月的基本工资。而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也强调，其目前的薪水为税后每月8000元人民币。

　　从国企高管们的积极回应的态度看，所谓的限薪令看似起到了效果，但实际上，国企高管的真实福利连他们自己也很难说清楚。

　　其中，以中国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为例，虽然他自称目前薪水只有8000元人民币，但是从中国联通2014年的财报中显示，常小兵当年的薪酬却高达人民币107.5万元。与此同时，常小兵在中国联通香港上市公司也拥有着一定的股份数量，且已在2014年清空套现。

　　由此可见，即使国企高管的薪酬受到了限制，但他们的福利依然很多。其中，股权、政府补贴、兼职收入等，其中某一项也足以超越其所谓的薪水水平。

　　不过，笔者郭施亮认为，对国企高管采取盲目限薪乃至封杀其福利渠道等举措，可能会引发部分国企高管的不满，甚至还会引发高管们工作热情下降，甚至不作为等问题。因此，对于国企高管的薪酬设置，仍需灵活应对，切忌“一刀切”。

　　(作者郭施亮系大公财经特约评论员，财经专栏作者，权威学术性刊物特约撰稿人。荣获2013搜狐最佳行业自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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