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感念我的师父、“两航”起义前辈顾杰飞

　　我的家中始终珍藏着一盒窝头形状的云南沱茶，那是1989年我从民航局调来厦航工作时，我的师父、“两航”起义北飞机组成员顾杰飞送给我的。30多年过去了，它的包装盒已经在岁月的侵蚀下斑驳泛黄，但每当看到这盒“窝头茶”，我的思绪就回到了大学毕业后，在师父身边工作学习的难忘岁月。

　　1986年，我从中国民航大学航行管制专业毕业，分配到民航总局航行司航行情报室工作。当时我所在的办公室有3名是参加过“两航”起义的前辈——飞行员朱国雄、领航员杨宏量和我的师父顾杰飞。顾杰飞生于1910年11月，我参加工作时他已经76岁高龄了，仍然坚持奋战在工作岗位上。1949年11月9日，他曾经作为C-47XT-129号飞机的报务员，从香港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从此开启了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奋斗一生的光辉历程。我也因此有幸与顾老结下了一段永生难忘的师生情缘。

　　“一个字都不能错”

　　工作中的顾老是一个高度负责、一丝不苟的人。当时他受命主持编写中国民航的AIP(航行情报汇编)，这是中国民航向全球航空用户公布航空情报数据的主要途径，是保证安全飞行的基础。“人命关天，一个字都不能错，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顾老经常反复强调：“只要我们对外提供的资料，尤其是飞行高度、航线角、进近图、进离场图和机场平面图等各类数据，必须要反复检查，确保准确无误。”不光对我们要求严格，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当时厚厚一本中英文对照的AIP，都是他凭借着扎实的英文功底逐字逐句校对之后才发布的。顾老废寝忘食地投入工作，忙到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不知道在哪里，但AIP每一页、每一行的内容却记得清清楚楚。

　　正是在顾老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下，初出茅庐的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一心为国、忠诚担当，什么叫做敬畏生命、敬畏责任，养成了受益终身的良好习惯。在顾老身边工作的3年时间里，他“手把手”地教导、“实打实”地帮助，将毕生所学所悟都悉心传授给我们这批年轻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快点学会、早点成才，为国家多做贡献。顾老常说：“你们是国家的未来，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有出息。”

　　“年轻人可以多睡会”

　　尽管工作上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中，顾老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呵护。北京的冬天很冷，但年近八旬的他总是6点钟准时起床，推着自行车沿着上班的路慢跑，跑热了就骑上去一口气蹬到单位，成为每天上班最早的人。到单位后，整理房间、扫地、擦桌子、去水房打水……在我们上班前，顾老已经抢着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有时候我们赶上值班睡在办公室，一睁眼发现顾老正在干活，就赶紧抢过来对他说：“顾老顾老您别动，我们来。”而他却笑眯眯地说：“我来干没关系，年轻人可以多睡会，再说这也没到上班时间呢!”

　　不光顾老，当时办公室里的朱国雄、杨宏量，以及曾驾驶“空中行宫”飞机载着时任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飞抵北京的机长潘国定等“两航”起义前辈都与我们这些年轻人成为了“忘年交”，既是工作上的“引路人”，也是生活中的“知心人”。每周我们都要找一天，在总局旁边的小饭馆里“敲竹杠”，花上他们十几块钱，点几个菜“改善生活”。这对刚参加工作的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奢侈”的大餐了，前辈们也很乐意用这样的方式给年轻人一些关爱。小饭馆里的欢声笑语成为了难忘的美好回忆。

　　“专心做事，少讲条件”

　　1989年4月，我从民航总局调到厦航工作。在离开北京前，顾老专门把我叫到家里，让老伴做了一大桌子菜为我送行。“尽管很舍不得你走，但厦航是全国第一家民航局和地方合办的航空公司，是改革开放的试点，前景非常好，我支持你去。”顾老叮嘱我说：“去了之后你要利用所学到的东西多做贡献，专心做事，少讲条件，一定要为厦航多出力!”

　　光阴荏苒，转眼已经来到我在厦航工作的第31个年头。30多年的时光里，我始终保持着在顾老身边时养成的工作习惯，厦航“宁可地面多用十日功，不可浪费空中一分钟”的安全理念和航空情报“2+4校核把关”制度，都是在他的精神影响下确立的。同时，在厦航我有幸长期跟随在“改革先锋”吴荣南身边，并得到了陈耀宗、李鸿禧两位“两航”起义前辈的教导帮助，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了爱党爱国、艰苦奋斗、不畏困难、甘于奉献的宝贵精神，收获了许多成长和进步。

　　拳拳之心，赤子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90年6月，顾老溘然仙逝，告别了他热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民航事业。但只要“两航”起义的精神在，我们的脚步就不会停止。这种精神薪火相传，就像越陈越香的“窝头茶”，永远给人前进的力量。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和挑战，我只要看看师父送给我的“窝头茶”，就会回忆起他的谆谆教导，想到自己肩上的重担，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专心做事，少讲条件。”这是分别前师父嘱咐我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作者赵东 系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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